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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員大罷工與左翼歷史

香港海員大罷工與左翼歷史

今年五四當日搞了個別開生面的新書分享會,用導賞團方式分享《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一書,一眾人由上環海員工會舊址行到去長江中心,講述香港海員大罷工與左翼歷史,路徑資料請參閱此

海員工會創會會址位於上環德輔道中137號華懋廣場二期,當時這條街工會林立,曾在香港工運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集賢起落貨總工會和同德勞動總工會在較後的樓宇單位內,兩會是親國民黨工會,會員是搬運工人,即俗稱的苦力,因支持海員罷工而一度被封。當時中共剛成立,而國民黨在香港己經活動了廿多年,這些工會大部份按當時標準是屬於左派,只有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等小數工會屬右派。

1922年,海員在生活壓力下要求加薪發動罷工,港英偏袒資方,封閉工會拆去招牌,海員工會打破地域主義,團結來自不同地方的海員,並發動全港工人參加同盟罷工,堅持56天得到勝利。港英將拆去的招牌送還掛回原處,市民聚集工會一帶,萬人空巷堵塞馬路,仿如佔領中環。如今香港左派的海員工會、右派的香港航業海員合併工會、國內和台灣的海員總工會都是它的延續。

從這裏北上橫過皇后大道中往南,經士丹利街到鴨巴甸街,往山上走可直達堅道甘堂弟,即今日孫中山博物館。堅道附近是華人富豪住宅區,何東家族和二天堂韋家都在這裏修建豪宅居所,再往上走是歐洲人住宅區,堅道以下是華人平民區。

早在1904年,港英以防疫為藉口,公布《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Reservation Ordinance),規定在港島山頂以788英呎等高線畫一條直線,以上華人不得居住留宿,除非得到港督豁免。但洋人需要華人來服侍,條例又規定服侍洋人的華工可在該區留宿,包括:山頂區居民的僕役、領有該區牌照的轎夫和人力車夫,及在該區工作的承包商或臨時工人等,另該區酒店或醫院的華人旅客亦可在留宿。條例直至1946年始撤銷,類似的法例也曾經在長洲實施。1925年省港大罷工提出要求取銷此條例。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香港支部也告成立,派黨員與海員工會聯絡,不得要領,卻在鴨巴甸街成立木匠工會,該會快將一百週年會慶了。稍早的五四運動時,荷里活道有書店賣左派書籍,有學生辦義學。再向前推,辛亥革命時期,無政府主義在香港已有不錯的發展,在香港成立暗殺團。華人在法國出版的無政府主義刊物經香港流入中國。這時香港和廣州也有不少無政府主義的工會,如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廣州的互助總社,互助總社大力支持海員大罷工,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則相反,以調停為名想破壞罷工,自此一直走親英路線。這時以後無政府主義活動就沉寂下來,一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再度活躍,影響不大,現仍有活動。有關無政府主義在香港活動的資料,請參閱楊慧儀著:《香港的第三條道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眾戲劇》(香港:手民出版社,2019)。

干諾道於1903年填海落成,香港開埠後這一帶發展為倉庫和碼頭用地,聚集了搬運工人和海員,也因此海員、集賢和同德等工會都在其後的德輔道。

搬運工人俗稱「咕喱」,亦稱「苦力」,同是英文Coolie的音譯,是一個帶有貶意的名詞,在東南亞更是一個帶有侮辱性的名詞。在港英官方文件中有Coolie一詞,是指在碼頭、貨倉、煤站、貨船、其他場所以肩挑背扛從事笨重體力的搬運工人,還包括出賣勞力的非技術性工人,如雜工、挑夫、清道夫、糞夫、及人力車夫等,他們主要以勞力來賺取金錢。四十年代以前港英聘用的雜工,工作證上工種一欄寫上Coolie一詞。四十年代尾改為LABOURER一詞,中文名稱是「什工」。後再改為WORKMAN,中文則是「工人」。

西環搬運工人以潮洲人為主,東莞人為次,經常為爭地盤而打鬥。西環現仍遺有很多潮洲人習俗,如盂蘭節等。

搬運工人大部份都是三合會會員,搬運工人的同德前會長黃耀錦私下承認是三合會會員。這些工會會員也少不免會參加幫會打鬥。1884年的反法罷工三合會參與很深。有關十九世紀時三合會與工運的論述參閱龍少的〈十九世紀三合會與香港工人〉,載《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第31-40頁。

通常說在資本主義的衝擊下內地農民面臨破產,冒險出洋謀生,資本家美其名為苦力貿易,實質是販買人口,香港、廈門和澳門是主要華工出國港口,每年經香港放洋的華工數以萬計。苦力貿易也是香港銀行業發展蓬勃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香港繁榮的恥辱。出洋華工需要把薪金匯回家鄉,而當時只有香港的新式銀行能經辦此項匯兌業務,惠及華資金山莊,為香港金融業打下基礎。

華工出國寄人籬下討生活,飽受欺凌,過有如奴隷般的非人生活,經濟蕭條時更成為攻擊洩憤對象,甚至出現大規模的排華活動。

現在我們身旁有來自不同地域的外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祖輩華工出洋為我們打下繁榮基礎,時移世易,香港來了大批外勞,我們不能重蹈覆轍,要讓外勞有尊嚴地在香港工作,同享法治、自由、民主。

五四時期部份歸國華工在唐山地區組織工人,進行工運。在香港則没有,只有略有積蓄的華僑在港經商,創下一番事業,如永安等。

華工出國不少是幫會經手安排的,也有不少幫會中人不能在國內居留而出國,到了國外立即打出堂口旗號,招兵買馬,為爭地盤而武鬥,小部份曾進行殖民活動。

一般學者指,在外國資本主義的衝擊下內地農民面臨破產,冒險出洋謀生,龍少認為此說頗有問題。廣東大部份農民没有因破產而出洋,主因是政治問題。全世界主要是因飢荒和戰亂,或是犯罪者被流放。

怡和大廈又名康樂大廈,是填海得來的士地,三十年代干諾道是臨海馬路,卜公碼頭、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等原在此地。卜公碼頭又名皇家碼頭,於1933至1934年設有港島最重要的巴士總站,其地位後來被統一碼頭總站取代。三十年代,中共以海員工會號召工人在皇家碼頭廣場集會示威,進行飛集會,有如今天的快閃活動。七十年代的盲人工潮以舊天星碼頭為示威抗爭場地,當我們要保育皇后碼頭,更要在此懷念當年為爭自身權益而鬥爭的工人。

二十年代皇后像廣場擺放了維多利亞女皇像和滙豐總經理昃臣銅像等,象徵殖民地和資本主義統治。海員罷工期間,買辦梁玉棠在上海招聘數百名海員到港代替罷工海員工作,海員梁和在皇后像前他槍殺,梁和被捕判刑,工會撫恤梁和三千元。海員糾察也曾在船上阻止寧波海員工作發生打鬥,刺死寧波海員後跳海潛逃。

和平紀念碑原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死難者而設,當年中國以工代兵,派出數十萬華工赴歐為英法軍做後勤工作,香港也是這批華工的出口港之一,商人因此獲利。華工再為香港繁榮作出貢獻,我們也應在些懷念他們。

第一次世大戰時,印度陸軍和英國皇家工兵的內陸水上運輸隊在香港招募華工,送往伊拉克南部米索不達米亞登陸,修築道路和鐵路,協助裝缷卸物資,以及駕駛運輸船,至1918年10月該地共有華人六千人,與歐洲的華工團有別。這些香港華工約有三百人死在伊拉克,有資料說1931年英國為這些死者,以及於海上遇難的華人水兵和海員興建一個集體公墓,地點在動植物公園,現已找不到一點滴遺跡。

長江中心前身是希爾頓酒店。

1967年5月,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釀成警民衝突,左派動員群眾到港督府(今禮賓府)正門示威。5月22日早上,群眾沿長江中心左側的花園道上港督府示威,警員以警棍毆打群眾,打傷多人,拘捕98人。因此左派與港英的矛盾尖銳化了,抗爭行動日益激烈,港英則加強鎮壓,工聯會發動工人罷工,公共交通工具停頓,至年底反英抗暴開始結束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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