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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武三思與陳獨秀——五四100年祭

武三思與陳獨秀——五四10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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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在紀念五四一百周年講話中告誡青年:五四精神就是愛國主義,所以青年要聼黨話、跟黨走。

五四當日,學生正因爲愛國,所以反政府,而不是聼政府的話。這是狹義的五四。廣義的五四,則包括新文化運動。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推倒偶像和提倡個性覺醒,而不是要聽誰的話。五四後一個月,陳獨秀在北京散發傳單被捕。26嵗的毛澤東寫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說:中國外憂内患,但非最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這是群眾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麼的結果。」

1949年的毛澤東,又是另一個人了。西諺云:越變越不變。這句話用在近代「革命」不斷的中國似很貼切。眼前就是一幕幕復古大戲。早有網民調侃:清朝在大陸,中華民國在台灣。學者王飛凌乾脆就認爲當今中國是一個「轉世復活的秦漢政體」。

余英時教授近日指出,大陸歷届領導人的「儒家的政治語言越來越占上風,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言則已淪為附庸的地位」。 無他,因爲馬克思主義也來自西方,同樣有顛覆性。要抵擋「西方價值」,唯有重振外儒内法的「中華道統」,比較安全——因爲不論其如何偉大,都沒有民主元素。

五四要為文革負責?

很多人未必同意陳獨秀代表了近代中國的民主力量。近年一些大陸學者繼承新儒家,指責「新文化運動…全面地反傳統…最終引發否定一切的文化大革命」。

其實五四主將沒有人主張過全盤西化。著名五四史專家周策縱說,全盤西化「只是五四時期以後一些知識分子提出的,并且很快就作了修正」。 其次,陳當時有一篇《青年的誤會》,警惕青年不要「扶得東來西又倒」,不要「你說要鼓吹主義,他就迷信了主義的名詞萬能。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 可以看出陳沒有義和團/紅衛兵精神。

陳獨秀的民主思想是一貫的。陳獨秀的晚輩王凡西,在他的《晚年札記》,囘憶1937年去找陳獨秀,陳提及「武三思主義」:「我問他含義,他説武三思有句話:『對我好者為好人,對我壞者為壞人』。」

武三思是武則天侄子,史稱其性格跋扈而善奉承,因此得寵,為武則天殺掉許多人。他那句格言,普通人驟耳一聽,或覺理所當然,但稍加深思,便看出問題:陳獨秀想説的是,這類人,是非黑白,以我劃綫!做人無復有道德、原則及客觀標準。武三思主義其實和文革中所謂打倒一切的口號也是相通的:一切都可以打倒,但這「一切」不包括我。陳想警惕大家中國專制主義者的特性。

如果講到中西文化的分別,武三思主義可能是中國特有。歐洲中世紀的皇帝,無論如何獨裁,都不敢一切是非以我劃綫,因爲信仰輪不到皇帝管。只有中國,才有連信仰都管死、那麽狂妄的皇帝。

啓蒙在歐洲

五四被譽爲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爲何它沒有成功?李澤厚在1985年主張過《救亡壓倒啓蒙》的觀點。 六四後他和劉再復再發表了《告別革命》,認爲五四沒有帶來民主,因爲它帶來了革命,而革命總是造成「中世紀再次還魂」。

李的論點暗含「救亡與啓蒙必然對立」的前提,但這就有問題。荷蘭的斯賓諾莎是激進啓蒙大師,正正生於「救亡」時代,即1568-1648的荷蘭獨立戰爭,但他們的救亡沒有壓倒啓蒙。

至於革命,李澤厚認爲只有像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才推動民主。但香港學者陳方正在論五四的書《大逆轉與新思潮》,便引述Steve Pincus,說1688也是一場「群衆性的、暴力的、造成分裂的」革命,然後總結道:1688不過是流血的1640内戰的繼續,「光榮革命是『大革命』的結束而非開端」。 英國革命也有流血,但換來民主。所以革命非必使「中世紀再次還魂」。

歐洲啓蒙運動帶來民主革命,歷經大震動而實現代議民主。爲何中國不成功?簡言之,有兩種革命:易姓革命和民主革命。中國傳統只有前者,只換皇帝不換制度,才會帶來中世紀回潮。而佔山打游擊,也近於易姓革命多於民主革命。但歐洲是民主革命,這種革命是變革制度,實現主權在民,所以主要民主國家,大多也從革命而來。民主革命的特點正是連普通人民也啓蒙並爭取民主,從中鍛煉參政能力,而非打仗能力。當年推動英國民主革命正正包括了平民派,他們成爲後來工運民主派的先驅。

大而化之談中國啓蒙未成功,不如具體研究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力量,研究他們是否真的迫於「救亡」才放棄民主?

中國啓蒙爲何不成功

先看看國民黨。孫中山雖然講民權,但他的軍政、訓政才到憲政的思想,有悖於歐洲民主立憲原則—爲何不是一開始就舉行普選全權的立憲會議?等到你大權在握,還會自動向人民交出政權嗎?1929年胡適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便說他訝然警覺,原來孫中山根本無意立憲! 孫的國民黨本身也極獨裁。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大會通過黨章,就規定「總理有最終決定權」。

孫中山有他的苦衷,説是迫於形勢,因爲「中國人民…奴心已深,牢不可破」,沒有民主能力。胡適便詰問:你不讓人民從實踐中學習,人民又如何學會? 孫中山是自覺想做獨裁者,與「為救亡所迫」毫無關係。

再看看中共。雨傘學運想發動罷工卻失敗。但1919年的學生卻成功,這是因爲《新青年》在五四之前幾年已經積極從事民主與科學的教育,鼓勵青年深入基層啓發民衆。五四後一個月,上海工人便發動大罷工並蔓延全國。這才迫使北洋政府拒簽巴黎和會。中國民主革命也走上高潮。陳獨秀等人在1921年成立中共, 秉承歐洲左翼傳統,爭取民主立憲,1923年7月發表《對時局的主張》,號召召開國民會議,並要求國民黨帶頭(由於得到廣泛支持,所以孫中山才跟風)。

1921-27年的中共,無疑是工運民主派。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民主左翼,在大革命中不只被國民黨打壓,且被莫斯科牽制,導致革命失敗。失敗之後,莫斯科還要中共發動武裝起義,而喪失九成城市力量,不得不轉入農村。種種愚蠢政策,統統由陳獨秀背黑鍋並被開除。同時,中共從工人黨變為農民黨,且長期武裝割據,這種戲碼,近於水滸傳佔山為王,而不像左翼民主革命了。加上後來毛澤東自覺推行獨裁,則遠離初衷更甚。1942年延安整風徹底整掉民主精神,第二年中共就高舉「毛澤東思想」爲指導思想。同年3月,政治局終於學起孫中山,正式決定毛主席享有最後決定權,可以個人獨裁。 當時正值抗日,但製造獨裁者,對於救亡,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何助益?相反,倒成全了易姓革命。

政治文化,全盤西化

孫毛之出現自非偶然。領袖是社會力量對比的總和結果,所以要從具體社會狀況尋找原因。但有人愛大而化之,把中國民主難產歸因於「中國人奴心已深」。這有如教練一邊說人應該習泳,另一邊揮動鞭子不讓人走近泳池,同時又說哎呀你真不長進。中國傳統固然缺乏民主元素,但此言往往變成「中國人民自己的素質太低」,專制者責任遂推得一乾二净。這真是連嚴復也不如。他譯述孟德斯鳩《法意》的時候,就强調人民懵懂,責任首先歸於專制者。 人民當然不能只靠指責專制者來翻身。那多份變成項羽「取而代之」的思想。我們還要自學自强,有針對性地學習中國傳統沒有的西方民主文化和習慣。這樣才能心靈和智性上脫離臣民,升華為公民。「你難道又要全盤西化?」對,但不是一切文化領域,而是限於政治文化,全盤西化。西方政治文化當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極爲多元,且為中國所缺。這正值得學習。中國人過去雖有學習,但恰恰在實踐多元上學得不夠,無法學好民主地處理意見紛紜及衝突。本來,在政治制度上,中國早就學西方,因此中國都是共和國,都有憲法,都承認主權在民。但光有表面制度不夠,還需要自强起來的人民。自强就需要合群爲力,學懂處理意見衝突。香港人以爲自己很西化,其實,不少港人連有效率而平等地開會也不懂,只習慣「跟大佬」。不要「中國人」身份容易,成爲真正公民難。

原文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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