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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德賽姐弟的世紀長征——從五四、六四到雨傘

德賽姐弟的世紀長征——從五四、六四到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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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代,中國的李自成率領農民軍隊攻陷北京、旋即敗亡,由滿清接力其易姓革命;同一時期,英國新貴族的國會與英皇的衝突正酣,激發出第一代平民民主派,即「平等派」(the levelers),他們不是為易姓革命而戰,而是為普選權。平等派想不到自己的綱領要等200年才由工運接手、再奮鬥大半世紀才成功,更料不到這場民主接力賽很快輪到中國。

五四是啓蒙

在歐洲,後來被稱爲「現代性」的東西,從開始便是多面向的:它既是經濟革命和工業革命,又是科學與人文上的革命;它既是由布爾喬亞這個新階級領導,但他們向封建制開火,又刺激了平民民主派的冒起。這個多元競逐的歐洲現代性,也形塑了世界其他後進國,包括中國。五四、六四和傘運,如果放進這樣一個歷史框架看,會看出很多東西。

這三場民主運動,雖然最初都由少數仁人志士發起,但它們之所以如此震動,卻是因爲無名群衆忽然擺脫平日的卑微心理,義憤填膺自發介入歷史發展。而激發這種正義感的,是陳獨秀稱之爲「德賽」(民主和科學)兩位。

五四是中國第一場具有現代性的民主運動。辛亥革命名義上是共和革命,但革命黨人只想策動新軍叛變,啓蒙民衆參政不是主調。後來召開的國會選舉,也嚴限於有產階級,全國人口只有4-6%獲得選舉權。(1)所以這是平民缺席的共和革命。但排斥了大衆,基礎也太薄弱,所以上層的共和終於讓位於更上層的軍閥。時人有詩諷之: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余英時教授在《文藝復興乎?啓蒙運動乎》一文,說「五四既非中國的文藝復興,亦非中國的啟蒙運動」,理由是歐洲文藝復興和啓蒙「歷經好幾世紀才得以綻放的內在發展與成長」,而五四只是中國人向歐洲進行一次「文化援借」。(2)但文化這回事,從來都是互相學習的,無所謂絕對的「内生還是外鑠」。從所謂地理大發現、世界市場的開拓開始,各後進國都被迫適應和趕上先進國。關鍵是中國人學得多好,能否青出於藍。周國平在《中國人缺少什麽》一書,嘆息嚴復譯述穆勒的《論自由》,原作中自由具有「内在價值」這個核心不見了。(3)然而,五四已大不相同。新文化運動的健將比嚴復時代又上升一個臺階。其所鼓吹的個性覺醒、家庭革命、批孔、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民主與科學等等,叠加為百尺巨潮把中世紀價值觀橫掃一番。

實踐出德賽

五四未竟全功,於是包遵信認爲是由於陳獨秀等主將很快投身政治和革命,「啓蒙趨服於政治,最後被政治扭曲了,淹沒了。…啓蒙…沒能完成自我精神的超越」,「沒有進入理性思辨的王國」。(4)

這樣講好像是陳獨秀等人出於偏好而選擇政治似的。其實《新青年》開始時不想談政治。1917年有人質疑《新青年》為什麼開始談政治,陳獨秀回答:他痛恨「政治造成無窮之罪惡」,所以「本誌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5)

但參與政治,不就壓倒啓蒙、自由與民主?一年後,他再為文《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解釋他的政治與衆不同:「第一,當排斥武力政治…武人不守法律為惡因中之根本惡因。…第二,當抛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6)這是民主奮鬥的政治,是群衆通過自己的行動去啓蒙自己。它如果帶來革命,也是民主革命,這和啓蒙不對立。

古典自由主義本是主張民主革命的,包括洛克。但積極實踐革命啓蒙的,是比他們激進的平等派。平等派不滿意克倫威爾的共和國排斥平民,其領袖芮因波格(Rainborough)在談判會議發表演説,他比洛克更早發揮了現代民主觀:「我認為英國最窮的人同最偉大的人一樣有活要過,所以,先生們,我認為一個人若要在政府統治下過活,這個政府首先要求得他的同意。」否則英國最窮的人都不受政府約束。(7)這位革命軍官的言行,正是把啓蒙、民主和革命結合起來。啓蒙,非只有知識精英教導大衆一面。群衆也在自學,既從書本也從實踐學習民主與科學。後來工業革命催生現代工人階級,當馬克思第一次碰見當時的工運活動者的時候,就深為「他們的知識欲、精神力量和不倦地追求精神發展的渴望」所感動。(8)

現代民主工運

五四的另一層意義,是它刺激起中國第一代工運。這歸因現代化的另一面向。文化的作用很重要,但往往是「潤物細無聲」。經濟和技術及軍事革命,則有如疾風驟雨。1840年以來,中國是「既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於其不發展」。(9)但1914年世界大戰,歐洲的工業生產都用來打仗,給中國發展自己的工業和市場的好機會。

短短十年,工業無產階級就成倍地增加。只差一點星火,這些人就會爆發怒火。五四就是這點星火。然後1925年上海五卅運動(因日資工廠槍殺工人顧正紅而起)變成革命了。工運蔓延全國,香港則發起針對殖民政府的長達一年零4個月的大罷工,封鎖香港進出口,香港成爲死港、臭港(因爲清潔工也罷工)。時任香港總督金文泰指責罷工工人是「無秩序和無政府之徒」,向代表文明的英國進攻。其實撤退囘廣州的25萬工人,其罷工委員會正在實行自治,井然有序地為工人提供食宿,管理一間醫院和17間學校,更組織糾察隊貫徹對香港的封鎖。(10)他們不是義和團。

大革命失敗了,北伐所伐出來的,是蔣介石獨裁。撇開每一個轉折點的決策對錯,從根本來説,畢竟當時工人階級數量太少,成功本不易,再經歷失敗就要更多時間復完。但世界形勢不給他們時間。「現代性」這個東西,從頭起也有其陰暗面,就是殖民主義和戰爭,就是「老師打學生」(先進國侵略後進國)。很快日本全面侵華,沿海工業重鎮淪陷。工運更爲不振。

秦漢體制現代化及其矛盾

1949年中共立國,雖稱代表勞動人民,卻對工運防範最嚴,更清洗勞動部/工會内比較開明的領導如賴若愚和李立三。越到後來,越表明中共版本的「現代化」,旨在刪除「現代性」其他好東西:啓蒙理性、自由、平等和民主、多元性、各種社會運動等等,只留下中體西用,船堅炮利,兩彈一星。人權,包括勞動人權,都可隨便犧牲。流毒至今,可從北京大學出版社每年出版的《現代化報告》看出:它涵蓋各業各方面,獨無政治現代化。毛澤東不過是成功了的、又用現代科技武裝起來的李自成和洪秀全而已。

但毛澤東又不只是李洪。他爲超英趕美而搞大躍進,固然證明他沒有現代化知識,卻客觀上又促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所以也在促進大學教育和工人階級的發展。到了1989年,中國人的文化水平今非昔比,而大學生及產業工人數量也空前。這些新世代越來越看出「秦漢體制現代化」的缺陷。這是1989年5-6月間上百萬人民出來支持學生罷課的原因。八九民運的歷史意義是人民第一次自發地以最强烈的公民不服從,向慈禧式現代化投反對票。工人聯合會貼出許多大字報,號召「摧毀專制和獨裁,推進國家民主化」,或者建議學生如果要爭取民衆就「不要空洞地喊要求民主」,而是要聯係到普羅大衆如何被當官的剝削。(11)雖然民運失敗,其遺書卻刺激了香港民主運動從少數人變成群衆性的運動。傘運不過是「第一次推動」後的第二波而已。民主長征歷經一二百年本尋常。學者陳方正便以土耳其爲例指出:它毗鄰歐洲,與之接觸遠早於中國,但土國之現代化和民主化歷經兩個世紀,還在路途中呢。(12)歷史無所謂定向朝民主進展之理,所以歷史目的論是錯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sation theory)也很多漏洞。因爲歷史發展是各種活的社會力量互相較量的結果,所以結果難料。但這各種力量,又必然包括民主力量,且它隨現代化而加强。關鍵的只是你站哪邊。

六四又過了卅年。今日一片悲觀籠罩大地。學者資中筠曾嘆息,今日中國,「上層還是慈禧,下層還是義和團」。(13)確實,有慈禧,就會有義和團。但中國不只兩件東西。秦漢現代化計劃本身就是最大矛盾:它越成功就越創造出自己不能控制的現代化力量。它最近全面清剿左翼學生和勞工組織,正因爲他們最害怕大學生和雇員階級,最害怕五四重演。但人若有最怕,豈非正是其Achilles’ heel? 

註:

1 《劍橋中華民國史》,費正清,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部,1991,235頁。
2 載於《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啓蒙運動》,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16頁。
3 《中國人缺少什麽》,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342頁。
4 《未完成的“涅槃”—對“五四”的反思》,載《五四與現代中國—五四新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127-8頁。陳方正在《大逆轉與新思潮—五四、啓蒙與現代化探索》回答余英時,說孟德斯鳩和伏爾泰亦非純然法國產物,他們都深受英國影響。見43頁。
5 《答顧克剛》,載《陳獨秀文章選編》,三聯書店,1984,225頁。
6載《陳獨秀文章選編》,三聯書店,1984,268-270頁。
7 The English Levellers, Edited by Andrew Shar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reproduced by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p.103.
8《馬克思傳》,梅林,人民出版社,1972,133頁。
9 《資本論》第一版序言,法文版第一卷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3頁。
10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Harold R. Isaacs,2010, Haymarket, Chicago, p.57-8. 中譯本:《中國革命的悲劇》,伊羅生,東亞叢書,1973,香港,128-9頁。中譯有網上版。
11 《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十月評論社,香港,1989,30及33頁。
12 《大逆轉與新思潮—五四、啓蒙與現代化探索》中有關土耳其的幾章,中華書局,香港,2018.
13 《在習大大與民主黨派“共識”座談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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