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逃犯條例》如箭在弦，雨傘運動後社運界久未發市，早前的反修例遊行近年難得一見地多人。市面形勢清晰，反對聲音大，部分建制精英也不表支持。問題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籌碼強行通過，及要付上多少政治代價。
修訂逃犯條例 打擊「習敵人」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修訂條例？大家已識穿，台灣兇殺案是幌子，根本不是真正原因。跟第一屆特區政府的官員傾談，原來當年已經有此提議，只是官員裏面有人反對，所以一直擱着無做。大家心知肚明，通過修訂將大大打擊香港的一國兩制及國際競爭力，官員都不想通過。
來到林鄭月娥的一屆，點解會嘗試通過？首先，有機會是習近平的意思。很多「習敵人」在港定居，中共政治玩法為「一朝天子一朝臣」，當自己的派系受打壓，且暫避風頭；自己派系重新得勢，就回到權力核心裏，香港就是那幾百個「習敵人」、大貪官窩藏的地方。本身中共有一套權力分佈的規則，現在「習大大」中央集權，自然想把反對勢力剷除，所以希望通過修例。
為何梁振英沒有做這件事？一、他上任時民望是歷屆特首最差（註），精英勢力的支持薄弱，難以處理問題。二、支持梁的人可能匿藏香港，所以他不想通過條例修訂。三、梁上任之初，「習大大」才剛上任，未站穩陣腳，忙於處理大陸打貪，香港的一層還未掃到。四、林鄭月娥覺得台灣兇殺案可以借用，時機適合，遂一舉出擊。不過，國情複雜，我等閒人無法知道內情，以上只是猜測。
商界不一定反民主
今次修訂能否通過？在這點可以介紹Bueno de Mesquita、A. Smith、R. Siverson及J. Morrow的推選人理論（selectorate theory）。在一個政體裏，推選人（selectorate）擁有推選政府的權力。獲勝聯盟（winning coalition）是推選人的一部分，其支持主宰勝利。一個領袖要贏，就要在推選人中找到自己的獲勝聯盟，以各種不同的方法籠絡他們，使他們忠心並維持對該領袖的支持，否則該領袖就會失勢被替換。換轉頭，在推選人裏，如果可以成為獲勝聯盟的人選甚多，領袖可以撤換獲勝聯盟的成員來制衡他們的不忠誠。
商界自港英時代已被招安至政治特權階級，在不同委員會及架構裏有代表。1986年關信基教授及劉兆佳教授合著的一篇論文已預言，回歸後產生的權力真空部分將由戰略精英——特別是商人和專業人士——填補。在後殖民地時代，商界因着本身的經濟資本，及在政治制度裏因功能組別等規則得到優待，成為關鍵勢力。在議會裏或特首選舉委員會裏，商界都是「關鍵選民」。把立法會議員及選委的光譜按「反對派——商界——建制」的順序排開，商界代表永遠坐穩中間線。當建制及反對派誓不兩立時，他們的決定可以左右大局，這是從數票得出的結論。
香港商界向政權靠攏，這是利益計算的結果，但資本家不一定反對民主，在比較政治學裏有資本家支持民主化的例子。在封建時代，貴族與商人某程度上敵對，因為商人想開放市場迎來更多商機，但貴族壟斷市場與商人發生矛盾。因此早期工業化國家的商界較支持「民主化」，擴展權力階級，令本身沒有權力的商界獲得推選人的身分。當時的民主化並不是一人一票，無產階級被排除在外。
在後期發展的國家，因時代改變，民主的意思逐漸趨向「人人有份」，這樣會稀釋商界的權力，商界自然較抗拒，那些國家的政府也較多被視為「為商界服務」。不過這要看個別個案，愈依賴國家幫助的商界，及愈害怕勞動階層反動的商界，愈是反民主。政治學者Eva Bellin發現，因着不同因素，在1980年代，南韓及巴西的商界支持民主，1970年代的墨西哥稍為傾向民主，沙特阿拉伯的商界模稜兩可，印尼的則反民主。因此商界的取態不能一概而論，全部因時制宜，因此有「可能係民主派」（contingent democrat）的說法。或者如某些評論員所說，商家只是利字當頭。
商界一不小心被踢出勝利聯盟
在修訂逃犯條例一役，因為槍打出頭鳥，雖然多數商人不敢枱面上明言反對，但背後游說工作如火如荼。修例若然通過，第一先打「習敵人」，第二已到商界「大孖沙」及頭號反對派，之後才是普通市民。所謂「打」，並不一定要拉要鎖。修例通過後，未必會引來很多引渡個案，問題是制度已改變，肉隨砧板上，就算不會真正興訟及申請引渡，很多人會害怕被引渡而自我審查。大陸的低級官員可以很隱晦地說一些話，狐假虎威。電話騙案的效力也將大增。
商界一方面要擁抱其特區政府盟友，另一方面此事嚴重影響其業界利益，北上賺的錢隨時「嘔突」，而且人身安全受威脅，最壞打算是撤出香港。雖說資本家四海為家，有錢就分別不大，但本土商界享有地頭蟲優勢，熟悉政商架構，能呼風喚雨。李嘉誠去到英國也只好買公用事業，還要與當地富豪爭長短。所以對商界來說，要撤出香港並將中國大陸投資報廢，並不是一個好的結果。但商界投票時倒戈若被點相，就會因為不忠誠，隨時失去「獲勝聯盟」的地位，被新的推選人取代，逐漸失勢。2003年自由黨轉軚招來報復，便是一例。
由於在權力結構上商界一直是政府的同盟，所以一般議案若不影響商界利益，商界並不會左右通過，還會施以援手。政府需要票數，會在議案寫好前與商界達成共識，所以比較少政府議案會遇到需要撤回或被反對的情况。但去到一些嚴重損害商界利益的議題，這個聯盟就會暫時粉碎。
商界才不想與反對派合作
很多人認為商界未出來嘈，反對派不用太張揚。但獨裁政體的反對派，一為選票，二為理念，強烈反對修例是合理。10多萬人上街遊行、各種造勢，其實是營造與商界協同的機會。在香港這種政體，工作要做好，但決定權輪不到你，就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也無辦法。這是反對派的命運。
有人討論泛民應考慮與商界合作。問題是在這權力結構下，商界才不想與泛民結合，這種講法是漠視了政商本身的利益關係。反對派本身不能賦予商界體制上的政治權力；與泛民握手更會成打壓對象（前特首數報紙廣告便是一例）。所以商界與泛民合作這說法有點一廂情願，起碼在公開場合裏，商界這樣做並無着數。
數到商界有機會與泛民利益脗合的大事，就有2003年23條國安法立法、2017年特首選舉等，逃犯條例修例又是一役。今次商界又成關鍵勢力，政府若不撤回，商界不論決定反對到底，還是默默讓其通過，整個香港都要一同承受結果。
註：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
原文刊在2019年5月7日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