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筆者看著最新的數字，傳真社公佈的「七一」至今，單是 Telegram 的群組，每天便有約 30000 條迷茫失落的訊息，每日至少 4 宗自殺求助的個案——再加上與反送中運動相關的四位烈士——除了意味著要不斷的向政府施壓，更意味著「自殺」此問題的探討，是如此的必要。如果你有輕生的念頭，盼你能冷靜下來，思慮一下筆者提出的幾點；如果只是氣餒，還望你能抽空看看這些關於人生意義的話語。
（一）當下的輿論，總是強調「二百萬 + X」這個數字。筆者不明白這個「加法」從何而來，因為在「二百萬 + 1」以後，其實每一名烈士，就是我們二百萬之一員。在叫醒那些「裝睡的人」以前，或需先清醒過來：一個人選擇輕生，是徹徹底底的「減法」。為什麼？讓我告訴你真相——沒有人性的港共政權、助紂為虐的政客走狗、只關心吃喝玩樂的犬儒主義者，不會在乎烈士的犧牲，魯迅早就說過。當權者能視二百萬市民為無物，自也能視每一位烈士的生命如螻蟻，對他們而言，烈士的死，是「不增不減」；相反，真正在乎者，是全港有良心的市民、是你的戰友與手足、是你的朋友與親人。當你以為生命的毀滅是「減一」，其實是算錯了，那是算式中「以二百萬為倍數」的「減法」，因為在乎你的人，將悲痛不已，心碎一地。你當刻如此絕望，想必你也知道，心靈的修補，對他們而言，實非一朝一夕之事，就如那些至今心病未癒的天安門母親。
（二）如果自殺是為了警醒世人，那麼我們也早已三思明白制度的荒謬。平地一聲雷，無恥的「禮義廉」將繼續的充耳不聞，潛在的醒覺者皆已受到感召，本來就一起同行的手足則無比哀痛。如果你以死相諫的對象，是那些「裝睡的人」，則自殺完全沒有意義。卑鄙是卑鄙者的墓誌銘——林鄭月娥在禮賓府，聽見「雷鳴」，就是雷鳴。她壓根兒不會思考她「會不會比雷劈」，因為從當下的事實可見，她滿腦子擔憂的不過是會不會被中央「燉冬菇」。
（三）我們所應有的那些受「基本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一直被蠶食，那些被中央欽點、由小圈子選出來的歷屆特首，就是加快這「一國一制」蠶食過程的傀儡與共謀。抗爭者在捍衛應有權利的同時，卻別忘了我們還有一天賦人權，那就是李敖所說的：「後死者有權在先死者墳上撒尿。」年輕人，保留性命，要想得長遠一點，我們都知道誰是全民公敵。
（四）政府是手段或工具，公民的福祉才是目的。我們之所以會參與各種政治運動，為的就是後者。我打個比方：如果你買了一個鎚子回家，後來發覺這個鎚子大有問題，不但鎚頭與木柄接駁不穩，那個鎚頭更掉了下來，砸到你的腳趾——你會因為這個鎚子，而否定自己的人生意義，甚至氣憤之下，懸樑自盡嗎？不會的。千萬不要本末倒置，視工具為所有、視工具為目的、視工具為人生意義之寄託。殉道者往往是最在乎生命、最在乎社會的一群人，依此，更不應因為那些真正的「輕生者（輕視生命者）」而犧牲。自殺其實需要極大的勇氣，當你自殺的念頭「一閃而過」的時候，應該將這份勇氣、這份重視，轉化在長期的抗爭之中。
（五）熊培雲於《自由在高處》一書中，提及過他的人生態度，值得參考。他說：當逆境越是在給我們做減法的時候，越要想著給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觀的環境裡，越要保持樂觀；越是有消極行為在影響你的時候，越要積極生活；如果別人給你做減法，你自己也給自己做減法，這無異於給予自己的命運落井下石。……「大環境可以決定你的自由度，但你內心還有一個小環境，那裡有你對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權。而這完全在於你的覺悟，在於你對生命、對世界的理解。……此所謂，你可以摧毀我自由的創造，卻不能摧毀我對自由的嚮往。生活是可以選擇的。如果你因為絕望而想自殺，你仍是可以選擇的。你可以選擇赦免你自己，選擇不對自己的生命行刑，讓自己有機會從頭再來。」
（六）絕望的出現恰證明重拾希望的可能，但前提是：必先活著。
（七）當你對這個政府或者現況感到絕望，請你看看身邊、或者你所知道的仍在努力的那些戰友。環顧四周，一直有人在關心這個社會，從「六一六遊行」的二百萬人，到 G20 會議前夕將聲音傳遍世界各地的連登兒女，然後是前晚的八千位守護孩子的母親，及至當下各區的「連儂牆」，以至於各路明辨是非因而盡己所能的手足……都在守護我城的核心價值。你並不孤單，亦不會孤單。因爲抗爭者的「族譜」是跨越時空的，共同體之所以相繫相連，就是因為站在雞蛋一方的人們所捍衛並深信著的人權價值。劉曉波若是在生，一樣會如艾未未般，支持我們。
（八）卡繆（Albert Camus）說過，真正嚴肅的哲學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人世間的「荒謬」一直是卡繆所思考的議題，因為未滿一歲，他的父親便在戰爭中陣亡。後來，一九三三年，希特拉上台，隨之而來的是戰爭、迫害與屠殺。法西斯的猖獗，讓人看不到希望，亦沒有人知道幽冥來臨以後，晨曦會何時升起。然而，在這人類歷史的殘酷低谷，卡繆還是選擇了抗爭——他參加了巴比塞（Henri Barbusse）所領導的反法西斯運動，就像他所創作的小說《瘟疫》裡的主角那樣，身為醫師的里厄（Rieux），面對自私的政客、腐敗的政府，在鼠疫瀰漫因而萎靡不振、受到封鎖的城市之中，他仍然選擇挺身而出、救助病人。
（九）且你當需知道：有因必有果。種善因，必得善果，無論那是有形的、無形的，抑或是近的、遠的。所有的民主運動都是持久戰，我們不應該在等待「綠燈」的時候，就絕望了，更何況那是一支損壞的交通燈。燈壞了，我們當盡能力告訴別人，否則哪來日後的修補，或者過路人的自主跨越。若生命沒有了，能種的因，就停止了；能抗衡惡果的那些潛在的善因，也就滅絕了。
（十）人生的本質是什麼？是無常。所以生活總是不盡人意，而「碰壁」乃常有之事。「天氣不似預期」，讓人產生「失落感」甚或「荒謬感」，面對這些，卡繆卻認為：意識到荒謬的存在，並非一種了無生氣的完結（it should not become a dead end），反而是豐沃的起義與抗命之起始（it arouses a revolt that can become fruitful）。
（十一）面對無常，乃知因果為法。從小到大，從牙牙學語，到學習走路，沒有誰是一次、兩次便吿成功的。每個人都經歷過失敗，且必經歷失敗，但我們都一一跨越過去了。現在回首，舊時的不如意，其實正成就了當下之意義——沒有「學語」之失敗，我們哪來的能力控訴這腐朽的政權；沒有「學行」的失敗，我們哪來的能力去遊行、野餐、包圍，與互相救助。沒有雨傘的經驗，哪有今朝之如水一般沒有大台的團結與組織。悟因果，乃知人生是加法，是意義的不斷累積——沒有任何外在的事物，包括政府的冷漠、無理的抨擊、他人的割席、子彈與拳頭，能摧毀你所堅守的價值，與曾經所作之一切的意義。
（十二）讓我告訴你存在主義者思維。存在主義，就是面對巨石的滾落，仍然自主的選擇把石頭推上去。那是一位名叫「西西弗斯」的神祇。祂知道石頭到了山峰，必會再次滾下，然而卻沒有選擇「放棄生命」或「逃避現實」，因為祂是一名樂觀的悲觀主義者：作最壞的打算，卻不停的實踐。那麼，實踐所謂何事？為了心中的理想。容我引朗天於《五十自述——真實的理想主義》所寫過的一番說話：「真實的理想主義者難道不就是那些不問成效的理想鬥士嗎？抱著總會錯過理想實現的領悟，理想主義者不再斤斤計較理想能否實現，不再理會結局是喜是悲，而只根據自己信守的價值，不斷嘗試不同的奮鬥可能。」
（十三）抗爭之道，追求理想之道，是求因而不求果的。不應該把焦點放在果，但內心卻心知肚明：有因必有果。佛家有一句說話：「菩薩畏因，凡夫畏果。」凡夫俗子，總是執著於最終的結果，由是生苦痛；但菩薩卻不同，菩薩更在乎因，所以才會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話裡頭，地獄所指的，不是死亡；它所指的，是菩薩不計較哪怕如地獄一般惡劣的遭遇。如果你是烈士，你打算為香港而犧牲，那麼你就是有菩薩的心祥，而菩薩並不計較最終的結果，更不會因極權的冷漠以對而心生氣餒。此是菩薩之大無畏。如果你是凡夫俗子、普羅大眾，那麼選擇重因而輕果，可得人生之安祥圓滿，這也是為理想而抗爭之道。生活艱難，處處皆是逆境，對於每一位試圖改變自己或時代命運的人來說——與其著重於周遭環境對你做了什麼，不如在意自己做了什麼。重因者，不忘初衷，而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十四）相反，在乎結果的人，越是計算、越是現實，看見滿地的落葉，肯定悲秋而心傷。但卡繆卻告訴我們：存在主義者會把秋天視為「第二場春天」，因為他們視每一塊枯黃的落葉為花朵（Autumn is a second Spring when every leaf is a flower）。依此，存在主義者總能化死為生。
（十五）如果人生的基調是無常且荒謬的，那麼沿途所遇到的點滴光明，更值得感恩。星火可以燎原，就是因為流轉中，沒所謂順風逆風，能不斷傳承。當你抬頭看見星光，或因其明滅而悲喜，卻忘了：你就是那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