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圖取自政府新聞網。
2019年10月16日，林鄭月娥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她遭泛民議員干擾，無法在立法會宣讀整份報告，改為透過視像發表。前一天，《明報》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73.3%受訪者認為林鄭應該引咎辭職。
在民意如山倒之際，特首何以認為自己還有施政的權力和能力？她在宣讀的尾聲，一句（希望）「回復正常運作」現了端倪：整個夏天過去了，林鄭仍然界定「反送中」運動之前的香港才是「正常」的，4個多月來不過是拐了一條不正常的小徑，只要否認路上被揭示的制度暴力，拒絕面對香港人的覺醒，她也可以正常地繼續施政。
宣讀過程近三分一的時間是關於土地和房屋供應。林鄭稱之為「住房」（音彷）問題——香港人的講法是「住屋」問題。或者政府要解決的其實是每天150個持單程證來港人士的住「彷」問題？各項鼓勵買樓和派錢的點子，告訴我們管治班子以為對政府不滿者，只是進入不了資本主義遊戲、是林鄭兩個月前稱為「have no stake」的一群，所以給他們口袋裏裝點錢，招募成為私利俱樂部會員，一旦成為同道中人，便不會再發出反對聲音。
土地供應和住屋的確是香港的重大問題。然而， 放寬按揭借貸上限一倍到800萬元，必然引致樓價飆升，已擁有資產者漁翁得益，上車者從此背負巨債，抵達終點之日遙遙無期，措施更完全置年輕人的訴求於不顧。引用《緊急法》先例已開，說一天政府突然要扣查資產也不盡是危言聳聽，問誰敢置產？推行全民置業大行動，卻逃避關於價值觀、權力、社會階級流動性等問題，足見「正常」定義之偏頗和表面化。
只是年輕人的話，不足以湊夠海量的認為林鄭應該辭職的人，其他還包括不少專業人士、學者和上班族和理非，受過高等教育；無可否認他們當中有為不能置業而煩惱者，但亦有不少故意不置業者，因為這一群知識水平高的市民看得清楚政府管治思維之狹隘，不想因為物業的牽絆而削弱選擇的可能性。
管治班子要補救的，是流失的信任和寄望。不想辦法尋求有識之士支持，共同建設更好的香港，反而繼續包庇嚴重失職的問責官員，以及只懂如寄生蟲般依附權力的保皇黨議員，冀用錢買「正常」，這不只是傲慢，更是忌才。
如果香港的決策層都以為單憑推動經濟便能合理化其管治，那是因為他們都是一群受惠於擴張的人。擴張的動力是囤積，囤積的本質是為本來多餘的製造價值。囤積者以其貨可居為自己製造優勢，獲取權力，為了保證擴張的機器繼續運轉，他把機器的重要性放在人之上，美其名為發展。為了個人利益最大化，可以迴避道德責任。殊不知人的物質需求是有限的，雙腿一蹬，什麼土地房屋也不再有關係，但是信念往往通過文化傳承，一代又一代的持續下去。
港人需政制和文化權利
《施政報告》有四大部分：房屋、土地供應、改善民生、經濟發展，對政制發展及文化藝術零着墨。林鄭多次意圖用「家」的概念來鼓動市民對抗爭行為的反感；然而，香港人非豕畜，對社會的歸屬感不能只靠住屋和吃飯供養，還需要政制權利和文化權利。如果說母語、在自己的文化環境（cultural milieu）中生活也不一定獲得允許，社會協議好的黑白是非準則完全顛倒，市民被排除在政制外，無法通過制度尋求公義，那麼對管治階層的厭惡將會成為日常。張建宗在10月17日說「希望不要再糾纏在7．21事件」。7．21事件對他來說，不過是要盡快移除的官途垃圾，對元朗以至全港市民來說卻是在生活場景中親身經歷的信任破產。
林鄭說要「尊重人權、遏止暴力」，但《施政報告》中關於警方的一句也沒有。難道警隊管理不是施政之一種嗎？政府把所有暴力的責任推到示威者身上，因為它視警察的功能為保障現況（status quo）——更準確地說是擁有權力者的現況、林鄭口中的「正常」。
沒有管治威信的政權，得不到市民合作，唯有靠武裝警力來剝奪市民的法律權益。警方沒有源於本身的權力，它的靠山是政權，政權與市民意願背道而馳地容讓甚至鼓勵警方犯法，向弱者施暴，難道它打算以仇恨做政治籌碼嗎？
林鄭在16日下午的記者會發言時說，要擁抱包容、尊重、法治、多元等等。這些沒有內涵的詞語的危險在於，聽起來好像沒有反對的理由，然而執行起來根據的誰的標準，還是全是沒有標準永遠在移動的龍門？人道本來應該在國籍之上，在戰場上，有人道意識的醫護人員不分敵我，對傷者予以救助。在過去4個月，我們卻必須先是一個愛國愛黨的人，然後才是一個人。有些順序是不可以隨意掉換的。法律權利遭肆意踐踏，人道尊嚴得不到保障，只要稍有自我意識的市民，都不會接受這樣的香港是正常的家。群眾運動因為政權而生，對政權沒有不滿的社會，是生不出「暴徒」的。
作者為「香港文化監察」核心成員。
本文刊於2019年10月21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