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我本來應該是在台灣為新書舉行發佈會，不過因台灣書展延期，我也只好留在香港，與一眾香港人一起為在網購平台買不到口罩而發愁。
其實《香港第一課》的初稿在半年已經在網上免費發佈，這次在台灣出版的是實體修訂本。寫這本書的初衷是要跨越外界對香港認識的鴻溝，半年前正值反修例運動爆發之時，中國大陸輿論對香港的抹黑可說是史無前例，各種對港的仇恨言論數之不盡。來到肺炎疫情爆發的今天，特別是李文亮醫生逝世之後，好像出現了一些鬆動，多了一些人願意出來說：理解香港人當日的憤怒。
對於這個改變，當然不是每一個香港人都會接受。對中國大陸的疫情幸災樂禍的，固然會有。不少人會說中國大陸的政制說到底受中國大陸的人民默許認授，現在受災也是自找。套用網上一個流行的說法：「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我無意在這條問題糾纏太久。中國大陸一般民眾在信息鴻溝面前對香港問題有偏差的認識，退一步想，固然是可以理解的；與此同時，香港市民經歷了長期的前線對壘後，對於曾站在對立面的人無法表達同情，退一步想，同樣是可以理解的。活在大時代，有些矛盾總覺得是避免不了，重要的問題是之後怎麼辦。
寫《香港第一課》，當然是相信溝通的重要。香港沒有本錢不理會中國 — 這句話不是政治宣言，而是客觀現實。這次肺炎疫情告訴我們，不要說香港，整個世界都沒有本錢不理會中國。如果中國不能達到善治，就會繼續有政治蓋過專業的悲劇重演，就會繼續有更多的李文亮，而被折騰的會是整個世界。而活在全球化的年代，沒有防火牆足以阻擋專制中國所產生的問題外溢，唯有中國不再專制才有可能帶來安穩。我明白有很多香港人不相信中國有可能脫離專制，我認識好多到今天還在為體制說項的大陸朋友；但這不是可能性有多大的問題，而是因為專制中國必然會帶來災難，我們除了回應之外別無選擇。在這問題上，無論你愛國或不愛國，無論你認為香港與中國的政治關係應該如何，邏輯上立場應當一致。
但我不是說香港人可以直接改變中國。中國大陸一般民眾對香港缺乏認識，香港人也不見得很理解中國，沒有多大的資格為中國指點或作示範。但我相信嘗試解釋香港的事，還是可以帶來一點積極的作用：提出一個在任何社會都適用的觀察 — 問題出於制度。
中國大陸輿論系統的最大問題，是所有事情都帶很簡單的答案。舉個例，凡是提出異議的人，一定就是受人煽動的，背後說不定還有甚麼外國勢力唆使，你再質疑下去就是不愛國，無視國家已經很努力的解決問題。這種唯動機論使得任何異議的內容都可以被直接跳過，我們不用回答這個異議本身是否值得提出，更不要說問題本身是如何產生。畢竟一但開始這樣問，潘多拉的盒子就會被打開，「國家已經很努力的解決問題」就不再值得歌頌，反而該先追究政權本身在事情開端的責任，當下這場疫症如何由官方隱瞞而起就是最佳案例。
回到香港，中國大陸輿論系統對香港問題的簡單答案，是四大家族如何把持香港經濟，年輕人分享不到發展成果，受外國勢力煽動上街鬧事，受害的最後只是香港人自己。當然，這個簡單答案是不完整的。如果所謂的四大家族真的是香港問題的源頭，那麼他們的政治地位又是從何而來？這時候我們就不得不討論選舉委會員的組成問題了。那為什麼選舉委會員的組成問題沒有被解決？這就要回到專制中國本身了 — 也就是說，問題出於制度。
香港是中國境內最後一個保持異議的地方。在沒有其他選擇的前提下，把這個異議說清楚，我願意很天真地相信有其價值。在中國討論政治問題，很多時候就會高大空得很，一句「國情不同」就可以回答所有問題似的。談制度、講誘因，把社會問題當成一個系統來思考，是一個必要的習慣。沒有一個專制可以永遠存在，到新的制度要重新建立的時候，這種思考就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