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反送中運動期間的「三罷」，加上武漢肺炎及力爭勞工界立法會及選舉委員會議席，新工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截至今年2月，共有735個新工會登記成立。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接受獨媒訪問，認為新工會中包括了專業人士及白領階層，關注的議題亦與社會連接，本港工運已進入新階段，香港的民主運動亦擁有更大基礙。
武漢肺炎在本港爆發，令反送中的街頭運動暫止，但同時成為了香港工會運動的契機。在疫情肆虐、醫護裝備不足加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拒絕在早期「封關」的背景下，新醫護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有逾2萬名醫護人員加入，並組織了香港史上首次醫護罷工，五大訴求中除要求醫管局提供足夠防護裝備外，更要求政府「封關」。雖然罷工行動未竟全功，但已揭開了香港工運的新一頁。
工會運動與反送中運動互相呼應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認為，在專制統治下的施政失誤，與「反送中運動」對民主的渴求互相呼應，而政治結構上的不平等會一直存在。新工會的出現，已令港人建立新的政治意識，他認為即便疫情結束，或反送中運動減退，亦不會令新工會運動減弱。
蒙兆達分析指，一些舊工會大多以廠房組織為主，較難走出以企業勞資爭議為主的框架，而部分以壓力團體形式發展的工會，由於工人組織力量較弱，故角色十分被動，兩者皆不能連接社會力量。
新工會推動傳統工會革新
反送中運動催生的工會，第一波的推動力為組織「三罷」作準備，第二波推動力則為部分行業在反送中運動中被「清算」，以及力爭在勞工界功能組別有突破。
蒙兆達表示，以往不少專業人士和中產階層均會認為成立工會與他們無關，但反送中運動令市民政治覺醒廣泛提高，出現大量「白領」行業的新工會，工會出現專業化的革新。他坦言新工會的出現，對固有工會的組織方式造成衝擊，但從正面看待，則能促進傳統工會，提升對會員的政治意識和民主教育。
正正因為有反送中運動背景，蒙兆達指新工會連結到更多的社會力量，甚至對政權構成直接的威脅。他指波蘭的民主化運動、南非的反種族隔離政策運動及南韓1980年光洲事件後的地下工會組織，同樣是工會聯合社會力量後，成功推動民主化的例子。
2019年8月5日七區三罷集會，圖為沙田新城市廣場外
他認為香港工會進入新階段後，令民主運動有更強大的社會基礎，配合黃色經濟圈及社區革新兩條戰線，將職場、社區、消費者力量甚至國際公民社會連結起來，形成一個活躍和富生命力的公民社會。
與公民社會有更強的連結，正正是令工運成敗的重要元素。蒙兆達以2007年紮鐵罷工及2013年貨櫃碼頭工人罷工為例，兩場運動正是倚靠廣泛連結社會團體與民間組織，成立罷工基金和杯葛無良僱主，才令工人能夠與大財團角力。蒙兆達解釋指，在過去二、三十年新自由主義下，國際上工會整體組織不斷步向衰落。職場零散化，亦令工人階級的身份變得糢糊。不過新工會的出現，令工會及工人階段跳出廠房甚至企業的框框，朝向社運工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2013年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
「政治罷工」？
醫護人員罷工被人抹黑為「政治罷工」，形容他們的訴求具政治目的，而非傳統爭取個人待遇。
蒙兆達不認同「政治罷工」的定義，認為是將政治與民生「假對立」。他指即便是「六七暴動」，雖然明顯受到中共操縱，但當年明顯出現社會民生的矛盾，重申不能以狹義理解何謂「工人利益」，政治權利乃至民主政制同屬工人利益的一部份。
突破「廣場政治」
新工會的出現對本港民主運動的另一重影響，便是突破「廣場政治」。蒙兆達指，2014年的夏慤道與1989年的天安門是「廣場政治」的典型，被清場就意味運動減退。這種地理視野令抗爭者對運動理解失焦，忽略在廣場外不同生活領域的抗爭。不過反送中運動正正相反，「佔領」並未主導運動，而是運動後期逐步組織多條戰線，包括國際戰線、「黃色經濟圈」、區議會選舉，而新工會亦是其中之一。
蒙兆達認為，新工會這條新戰線，能避免重蹈以往「廣場政治」失焦的覆轍，同時凝聚社會力量，製造更多出路對抗威權。
攝影：Manson Wong
記者：何嘉茵、鄒樂瑤、何紹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