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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警反感微跌 不滿仍然堅實

對警反感微跌 不滿仍然堅實

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日前發表了新一輪有關反修例運動的民意調查結果。這是疫情爆發以來中大第一次發表相關民調,樣本數目847人,新傳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在《明報》的文章中已詳細介紹了他對結果的看法。簡單來說,他發現民意對警察的正面評價有所上升,但民意對社會運動的支持仍然十分扎實,大規模抗爭可能於疫情結束後捲土重來。我向李教授索取了這次民意調查的詳細數據再作分析,以下是我的進一步觀察。在此感謝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和李立峯教授,當然分析如有任何錯漏則由我本人承擔。

第一條問題是民意是否轉向,以及如果轉向了的話原因是什麼。中大上一次自行做同一調查已是十月上旬,當時民意正處於反政府的最高點。今次調查在三月下旬進行,結果發現信任警察的比例上升了超過十個百分點,十分明顯。不過,兩次調查之間相距超過五個月,僅以這兩組數字來斷定轉變是在什麼時候發生和因為什麼原因發生會有點困難。僥倖的是在去年十一月下旬,香港民意研究所眾籌了24萬把中大的題目按中大的研究方法做了一次。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是在11月15–20日進行的,剛剛好是中大衝突之後,理大衝突最激烈之時。把11月的調查和之前10月的以及最新近3月的調查比較,有助推測哪部分的民意改變和激烈抗爭有關,哪部分的民意改變和疫情帶來的抗爭暫息有關。11月的調查填補了中間一段十分重要的空白,在此感謝所有當時捐款給這次調查的市民!

讓我們比較三次調查的數據。在十月和十一月之間,零分的比例基本上沒有改變,一至四分的比例則大幅下降。換言之,中大理大兩役對本來完全不信任警察的半數香港市民沒有影響,但排拒了一些曾經輕度不信任警察的民意。到了十一月和三月期間,零分的比例從50%下降到46%,十分的比例從9%增加至12%,中間的民意則順序向信任警察的方向輕微移動。換言之,此時間段的民意改變相當平均,可理解這才是疫情帶來的抗爭暫息的影響。

這樣看,疫情帶來的反抗熱度減退比估計還要低。外國的民意調查中有所謂的「聚旗效應」,意謂當國家面對重大事件時民眾往往因為呼籲團結一致而支持政府,小布殊的支持度在九一一後曾經高達90%;現時特朗普的支持度由42%升到46%,如此輕微的升幅在危機面前其實已經低得十分離譜。來到太平洋的彼岸,香港市民在疫情面前團結無比,倒是同樣見不到政府有大幅得益。

得說明,雖然對警察「零信任」的比例現在跌回五成以下,但相對於運動開始前只有7%的「零信任」,現時的46%仍然是災難級別,警方絕不能因此以為民意經已逆轉。

做了這麼多次的民意調查,有些讀者已察覺到完全信任警察,即是給予十分的比例十分平穩,一直在9%至12%之間浮動,不如其他評分有大幅波動。經常有讀者留言問到這批對警察的「死忠」到底是誰,這次我特別從原始數據中一探究竟。

一如所料,很多給警察十分滿分的都是老人。在所有給十分的受訪者當中,有32%來自70歲或以上;然而在所有受訪者當中,70歲以上只佔13%。不過大家也不要把所有老人都當作是警察的支持者。我在上圖特別用人數而不是比例來畫,是要指出即是在70歲或以上的受訪者當中,回答零分的其實也比回答十分的要多。香港警察不要以為凡是老人就是支持者,只是比例上較多而已。至於在年齡分佈的另一端,查看15–19歲少年人的受訪者,則沒有一個給予警察十分。

我也順道查看了教育程度的分佈。給警察十分的有不少是小學程度或以下,明顯較所有受訪者當中的比例高;不過和上面一樣,就算只看小學程度或以下的受訪者,給零分的其實也是多過給十分的。

今次調查也問了兩條「黃店對藍店」的問題,發現過半數受訪者都曾經因為政治立場而光顧或抵制某些商店。注意上圖包括所有的受訪者,不論藍黃,理論上光顧或抵制的可以是黃店,也可以是藍店。如果分開不同政治派別的話,正如李教授指出,本土派最堅持要分黃店藍店,民主派的比例也很高。我順手算一算建制派(也包括回答工商派和親中派的),發現他們幾乎沒有人是會分黃店藍店的。如此一來,黃絲只幫襯黃店,藍絲卻黃店藍店不分,那麼黃色經濟圈這回事應該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最後,讓我們回到抗爭和疫情的關係。就目前來說,支持和反對運動延續下去的比例基本上一樣。但這是否代表運動已經難以再有進展?又未必。民調還有另一個問法:當疫情消退後又如何?回應隨即變得不一樣,支持大幅多於不支持。也就是說,目前的抗爭浪潮暫退,只是疫情所致的稍息。到了疫情結束之後,大規模抗爭很有可能重新再來。如果政府以為甚麼都不做,過了疫情之後反抗運動也會隨之消散,恐怕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