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都睡不好，漸漸習慣了一種失眠的狀況，昨夜尤甚。凌晨四時醒來，想起太多事，開手機，就看到，逃亡的他，坐上了的飛機，正在跑道等候起飛，但機場特警已至。
去年六月開始逮捕的抗爭者，被起訴的，正在一個又一個在法庭審訊，有的已在監獄中。昨天，又拘捕了370人，其中一份報章的頭條，大意是：國安法首日推出，萬人反抗，卻「只有」十人被控此罪。
每個人都有一個軀體。那些因為傷勢太重無法上庭的人，那些負傷的抗爭者接受審訊時，透過律師向法官反映在拘捕過程中如何被暴虐，法官說：「為何要告訴我這些事？」而那個抓捕抗爭者時被小刀刺傷肩膀的執法者，傷口卻佔據了許多報導的畫面。掌權者的身體和無權者的身體得到的是迴異的待遇。
昨夜去睡之前，不小心讀到臉書別人轉發的一篇文章，一位著名大學教授所撰，內容指出，假設2014年，香港人接受當時的普選方案，妥協，沒有佔領，大概就不會牽連出之後的許多事，直至推出國安法。言下之意是，你們這群不馴之人，不喝敬酒喝罰酒。有時候，當對手過於強大，手段過於強硬，使環境非常惡劣，人們便會怪責被欺壓的人，指出是後者不夠乖順，使欺壓者失去常性以致惹來惡果等等。
實在，在漫長的黑暗的日子，在無盡的內心自語裡，我有時也會湧出類似的想法，就是，反正鬥不過，不要正面迎擊，想盡辦法要避開，但，不一會，就會想到，即使被欺壓的人如何奉迎，也不會止住對手貪得無厭的惡念，終於還是會到了「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的地步。在欺壓者違反人權和基本道德的情況下，被欺壓者的反抗以訂立界線其實是一種義務，否則，任意侵犯、踐踏思想和言論自由就會成為一種新的被認可的價值。
失眠是一座陡峭的山，失眠者無法自控地以思索的方式不斷攀爬。在凌晨至黎明的交界點，我想到，或許，在所有平行時空的可能世界中，這已是最好的版本。即是，在我看來，如地獄一般的灰暗恐怖，其實都是最適切的安排，即使那不等於是順應人的心意的安排。或許，他在飛機上被捕，也是眾多可能性之中的最好的版本。
昨天收到素未謀面的人告誡我要小心，說已有人因為國安法被捕。我不是第一次收到這樣的善意警告。早在國立法尚未訂立之前，前來訪問的記者，就對我說，我的書中內容已足以讓我被捕，當我追問，究竟是什麼內容觸犯了法律，對方無法說清楚。或許，此刻的城巿狀況，就是，交換恐懼。當執法者走到一個人面前，說：「我說你犯法，你就是犯法。」每個人看到執法者靠近，心裡都會想：「他說我犯法，我就犯了法。」雖然，到了最後，可能沒有一個人說得清，犯了什麼法。於是，每個人心裡都至少住了一個執法者，「他說我犯法，我這樣做，算不算是犯了法？」法律需要支持者，每一個心懷恐懼的人都予以支持。
想到卡夫卡的一個極短篇【士兵的權力】：
來了兩個士兵，抓住了我。我掙扎著，可是他們抓得很緊。他們把我押到他們的主人那兒，那是個軍官。他的制服是多麼的花﹗我說：「你們想要做什麼？我是個老百姓。」那軍官微笑著說：「你是個老百姓，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抓你。軍隊擁有對一切的權力。
在國安法之前，恐懼是非常正常的事，就像瘟疫來臨，大家要以搶購衛生紙和白米去紓緩心裡的不安全感。那麼，在國安法之前，自我禁言、刪除臉書戶口、減少臉友，也是一種疏導緊張和恐懼的過程。在恐懼的時候，就看清自己的恐懼，同時看清四周的狀況，不必抗拒恐懼，但也不必被恐懼控制。
我大概一直都是個笨拙的人，無法靈巧如蛇。我的心裡也住了一個執法者，有時他厲聲嚇我，有時拿出槍械對準我，而我告訴他，除了誠實地寫作，我什麼都不會做，尋找一種乾脆的自殺方式，比不寫或扭曲地寫都更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