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上見到九月六日巴士車長被捕之事，喜見新成立的巴士聯會進入公眾視野。雖未能激發集體行動，但可以見到一年下來巴士工會的發展。巴士工會正在不自覺之中，進入範式轉移的階段。「憤怒的巴士佬」漸進入公罪視野。「巴士佬」的「抗爭潛力」本來是被定義出來的，人們總在想像「如果巴士佬_____就掂喇」。然而，當這些「巴士佬行動者」主動出場，巴士佬本人就不再只是被定義者。而工會正是應以此為目標行事。試想像，假如那位憤怒的巴士佬並非偶然遇上警暴，而是早有預謀，結果可以很不一樣。
工運的變革，不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是範式轉移的問題。不是用甚麼 app、Facebook 上面有幾多篇文，電話簿入面「有冇20個積極分子」的問題。而是由政治分析，形勢判斷意識形態，做事習慣開始，一個整體的轉換。
新工會在延續運動上的潛能
過去一年的情況已清楚讓我們見到，在「身份政治」的認同運動之中，「勞工主體」伴隨著香港人主體出現，並以工會這種組織延續。由政治訴求到各種議題的展現。這種勞工主體正在實踐一種新工運的範式的雛型。香港共同體與這種勞工主體相結合，並沒有困囿於個別議題，為香港人主體增添了更多政治經濟內涵。當運動進入抗疫階段，各工會在與各行業公司交涉的過程中，產生了大大小小的矛盾，由是而逐小改變了僱傭關係的內容。而醫護罷工則是不用贅言。而更重要的是。是勞工主體令整體運動中增添了組織化的選項。
在變革的過程中，要觀察的不止是「事件」本身而是「關係」的轉變。因此，甚麼行業有甚麼工會成立，並非重點。「新工會」本身也不是重點所在，而整個浪潮帶出了怎樣的關係轉變，才是我們要考察之處。
醫護罷工是事件，其訴求將封關與裝備結合，並以勞資糾紛為掩護，則是關係的轉變。群眾動員是事件，而其受網絡式號召動員，還是「成為會員」參加罷工則是建立了「另一種」動員關係。酒店工會揭露無牌免檢疫醫護入住酒店，發表住酒店注意事項等，則又建立到自身與群眾的另一重關係。在公投一役中，H&M工會同時將員工手冊修訂的公投與大圍公投並置，並衍生出與資方的談判，則又是重塑既有的僱傭關係。
由是而觀之，「新工會」運動的重點，並非「組織新工會本人」，而是從這些轉變中的關係之中，找出延繽整場運動的潛能，令整場運動的身份、政治、經濟內涵更加豐富，因而有更多元化的矛盾產生出來。當我們在說「延續運動」，說的並不是「延續工運」，而是「整場運動」。當我們在討論範式轉移，必須擺脫既有問題意識，避免既有的、來自既存意識形的疑問，困囿當下的思考。
甚麼是既存的問題意識？諸如「工運在2020年如何走下去？」，「左翼如何延續」、「民生問題為何總被政治議題掩蓋？」之類，便是屬於這一類。這類問題一般基於某些先驗立場，例如左翼有自然的道德優先性，工運不能不存在等，作為出發點，因而得出離常識好遠的推論。但實情是，由於這些假問題本身並沒有群眾意義，使分析上，令工運離民情，或者「整場運動」脫節。
真正的問題是，怎樣的「新」工運，才是對「整場運動」和它的支持者，具有「群眾意義」？現在是否具有這樣的意義？如果還沒有，缺乏甚麼？要處理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避免將「新工運」理解為「工運」。
對，「新工運」並非「工運」本身。儘管其組織形態相似，表面的操作相近，看起來也好「社運工會主義」，但兩者在實際上有不一樣的基本性質。一旦「新工運」成為「工運」，就是「新工運」壽終正寢之時。
工盟的確生於憂患，亦屬於政治化工會。九十年代初，基於八九民運而獲民意；又受惠於港英民主化，一直在議會佔一席位。在主權移交之前，更有不少「成功爭取」的案例，使工盟在成立之初，已奠定了政策倡議－議會工會的模式。即便去到最低工資，仍然顯得這模式非常「有用」。
如何「起家」，基本上決定了該組織的發展路徑。加以政府與民間的互動，令像工盟、退保聯席等團體，可以透過官民互動「摸索」自己的政策目標。「公民社會」亦以不同議題主打，而發展自身的路徑。各家各門，用看似是分工的形態，各自為政。
由於這種所謂「分工」，工會一直在「民主派」這概念之下「扮演」打工者的角色。每逢有政治議題，便樹立起民主工會的旗幟，展示「打工仔（也）佔中」／「打工仔（也）反送中」的形象。然而，在政治上，由於缺乏內部有意義的路線分歧和辯論，又沒有介入到廣大支持民主群眾的主流辯論之中，加上「代表人物」又是公認的「民主派代表」，令工會在實際上，並不存在「政治路線」。「民主派」這概念自2008年起，出現裂變，政黨路線和群眾盡皆分殊，但工會卻自外於這些轉變。自五區公投起，到佔中和2019，都是模糊地參與或不參與，又沒有強調自身與泛民之別，更沒有清理泛民過去的是與非，令工會之間停留在「勞權」的領域，而沒有政治辯論。一旦工會自己「主動入戲」擔演「民主派工人聲音」的主角，便注定會被實際上已官僚化的泛民代言。
崩壞的時刻，我們的角色
2019香港，則是正值制度，法治盡皆坍塌之時。民眾被迫而又主動地以完全體制外的方式，亦是最符合現實需要的方式對抗。民眾依據五大訴求，作出的所有決定，目標是「贏」—— 一個泛民數十年來不敢達成的目標。
由是而生出來的勞工主體，其衍生並不是為了「在運動中（也）有勞工聲音」，而是啟動上班日為武器。嘗試擺脫勞資的宰制關係，以貢獻於「整場運動」，這便是「群眾意義」。這段時間成立的工會，沒有辦法想像自己可以「參考」既存「工運」過去的倡議方式。可以令他們「成功爭取」。今日今日的官民互動，亦不見得能引導出像「最低工資」那樣的拉鋸。
更進一步，在完全體制崩塌， 人人都有朋友被拉／坐牢的當下，群眾自然對既存泛民式政治感到厭倦。對既存政客的語言和方式感到厭倦，是全世界的現象，為此「感到不值」，是沒有現實意義的。自己甘願跌入這明擺着的牢籠，則是自己的問題 —— 尤其是，當自己內心也不願當「民主派」的時候。
運動走到此刻是範式轉移幾近完成的時刻，而運動的每一部分，不得不面對範式轉移的問題。這並非表面上是否激進／保守便可以量度。但完全有客觀的指標可以量度 ——「新」工運是否囿於「扮演勞工聲音」的角色？工會之間是否正衍生出路線分歧？有否體現在工盟之中？這些看似是「非勞工議題」的問題，將會形塑「工運」的基調。假如沒有擺脫既存泛民政治的範式，或至少出現活躍的政治分歧。那麼「新工運」好快就會變成「工運」。
跨工會連帶在公民社會
話說回來，儘管上文正在吹噓「新」勞工主體的性質，並嘗試論述成「範式轉移」。然而，實話實說，無論我們再多「工會戰線」的論述，這些一切尚未進入到有充份「群眾意義」的層面。這是因為工會之間尚未有充分條件建立起可有機地帶動跨工會運動的機制或方式。多數工會着眼於與業界和會員的關係，而未有建立「群眾意義」的意識。更有甚者，傾向於依賴既存的路徑。這正是需要着力經營之處。
關於產業圈構想等，同事間已多有討論，不贅。下面略談談運動中的「跨工會連帶」，可以在公民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活躍的工運，本應海納百川，乜人都有。各種政治路線、策略如能運用這些連帶／聯會機制交流辯駁，其實相當於一個小公民社會。而工會之間沒有像選舉那種簡化而零和的遊戲，政治討論則不會有傾軋之嫌。若這網絡廣而活躍，甚至在公民社會中，長遠敢於作為各板塊的交流平台，而以工運作為一種縫合的介質。另一方面，這些工會又能在公民社會各板塊發揮同樣的作用，但已非在單純「爭取各板塊的人支持勞權」，而是強化網絡和人際關係，建立有分歧但不軌的空間。
這種看似社運工會主義的形態，其實已非既存的路徑。香港式自稱的社運工會主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 連結各界以社運方式支持工運，如碼頭工潮；
- 以「打工仔身份在政治發聲」的角色扮演；
- 連結各界聯席爭取政策改變
新的範式並非內置於新的勞工主體之中，恰恰相反，若沒有對既存範式的考察，根本未必能作公允評價。因此，所謂的建立／進入新範式，並非像「全盤西化」那樣全然摒棄被標籤為舊的東西。目前是「集體談判權」在體制上最沒有可能實現的時刻，但吊詭地，也是三十年來最多香港人注意的時刻。然而，假如我們足夠清醒，會知道得到一個可以通過法例的議會，並不比連結到一群為此而付出的人更有意義。
在觀念認識、客觀考察之外，由於我們的工作不是學術研究或者寫夜貓，而是將事情落實。我們須注意到，最大的障礙往往來自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在做「有意義的工作」時，我們慣於遊說自己，日常的工作充滿意義，而忽略了當中是否具有群眾意義。在「整場運動」而言，又是否有真確，而不是自稱的角色。真正有意義，而有群眾意義的工作，必定可以連結到群眾的網絡和資源。在變革的過程，孤芳自賞，先驗地以為自己工作意義非凡，本身就是一種阻力。而檢驗由經驗、既有範式、例行公事、安份守己而來的習慣，正是營造「關係」轉變所必須。
變革的時機只有當下，但時間不會好長。既存的範式已經失效，但並未逝去，而新的範式並不穩定。假如「路徑依賴」成形，則新人也未必走新路。
我有信心，現在是唯一能做到這件事的事刻，亦只有這個團隊少有這種可能性。《暴政史》中引阿倫特一段，且斷章取義引錄如下：
「歷史的每一次終結必然包含着新的開端，這種開端就是一種希望……開端在變成一個歷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從政治角度來說，它與人的自由是一致的。」
現在即是這開端。
2020年9月13日 於荔枝角拘留所
鄧建華
註：文中小標題為友人所擬，感謝小薇逐字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