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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沙龍‧文化‧香港人」與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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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朋友送了我一本名為「咖啡‧沙龍‧文化‧香港人」的書,是由RoundTablePublishing所出,打開書本發現它是一系列看似毫不相關的咖啡沙龍的文字反思及記錄結集,我的心立即浮現了一個個疑問︰究竟在出版前他們有沒有考慮到市場銷售的問題?這一類書會不會很冷門?但當我看完後便覺得這是一本十分有意思的書,首先自己十分喜歡這一類文化沙龍活動,也喜歡參與,包括書當中的一些活動我也在場。再者我認為在香港有這一類公共討論的領域實在難得,社會上充斥了各種似非而是的說法、各種觀點的衝突,大家的生命被各種資訊所圍繞,在平日生活有時真會在不知不覺、似懂非懂中、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些荒謬的說法。沙龍創造了一個空間、一段時間給一群來自不同領域的人一起思索及拆解、反思及重整。現在把這個互動的過程留下它的足跡,不是很好嗎? 

沙龍的功用

其實在十八世紀的倫敦已有不少咖啡室舉辦文化沙龍,令當時的倫敦成為世界上的文學批判和文化藝術中心,透過文化沙龍大家有一個表達自我的舞台。哈巴馬斯(Jurgen Habermas)認為文化沙龍不單只有自我表達的功能,並且可以作為一個表達個人意見的平台及公眾討論的媒介,這些討論最終會成為公眾意見(Public Opinion)。的而且確在沙龍當中各位來自不同群體的參與者,也可以有一個參與討論平等的機會,透過有建設性的批判來調節公民社會。而哈氏在書中也對公共領域定義為一個為資訊溝通及表達不同觀點的網絡。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德文是「Offentlichkeit」,這觀念首先由哈氏提出,我們可以在圖書館中找到由哈氏的著作的英文譯本「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tion of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原文是由德文所寫成的,描述了文化沙龍、公共領域的源起源落。哈氏認為公共領域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所鋪設出來,為解決公眾的經濟關係及私人內在關係的爭論,就在一個這樣的領域中漸漸地浮現出新資產階級(New Bourgeois)。公共領域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概念,一方面它被社會上屬少數的專業人士所壟斷,但在另一方面它一樣又可以是關注社會上每一個人的東西。但不論如何,社會上任何人也能平等參與討論這意願是不能活在現實世界的。

新的身份認同

公共領域與身份認同有密切的關係,「我是誰?」不單只是一套成龍主演的舊戲名稱,還是每一位經歷過九七的香港人心中或曾出現的問題。大家也像廿二世紀殺人網絡中的主角尼歐一樣,過去認識的世界不復存在,需要重新認識一個新的世界、重新認識自己。我們在公共領域中不知不覺慢慢建立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Frantz Fanon是研究殖民地的大師,他提出殖民社會中人的認同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上會產生不和諧。在公共領域中受到殖民者的文化所支配,但在被殖民者的私人領域中卻還會維持本身的文化來尋求自我身份認同,他稱這種人格分裂式的意識為「Dual Consciousness」,而他的理論推動了不少反殖民的運動。雖然不知源於殖民主義的霸權概念及分析可否套用在香港,但可見的是香港人在九七回歸之後的確對本土文化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也更重視自己城市的各種面貌,不斷發掘新的自我身份認同。身份認同和公共領域之間有深厚的友誼,所以如果我們希望追求身份的認同,便應該珍視得來不易的公共領域,幸福不是必然的。

公共領域面臨新文化霸權

哈氏也曾聲明在適當的時候,這一個不受經濟及政府影響的理性領域及有普遍性的政治,會被最初建立它的力量所摧毀。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財富的分配只會趨向不公平,拉闊社會上的經濟二元化。回望香港這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源分配上也出現二元化的情況。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到最後只會導致公共領域在政治上被打壓及被限制,在現代資本主義力量的競爭經濟中運作是不能避免。霸權是後現代主義的詞彙,意思是指有一力量決定什麼論述可以存在及什麼論述不可以存在。Garnham曾說過公共領域曾經開放過,但也已經封閉起來。因為隨公共關係和廣告重要性的上升,政府也無可避免希望能干預及控制公共領域。媒體、公共可參與的法庭和選舉等等也能幫助公共意見的組成,試想一想在公共領域中的公眾意見能左右大局、影響社會各機構的形成,政府又怎會坐視不理?又怎能不盡力令大家每天也定時定候地集體心繫家國?雖然在現實世界中公共意見會被扭曲,但在哈氏心中的理想狀態,我們可以透過重估溝通方式及理性地使用公共領域,就可保持公共領域的全貌。Garnham認為好的演講要達到四標準:可暸解性、真實、適切及真誠、有社會背景及合理正當的。

香港沙龍的特色

「咖啡‧沙龍‧文化‧香港人」中的沙龍全都是在樓上咖啡店舉行,有時在旺角、有時在銅鑼灣,真的是港味十足。但沒有人能給這些沙龍定位,是低級還是高檔?市井還是學術?因為從來它從來都沒有前設,只有後設,所以價值也許是從事後建構出來。咖啡店內一大班年青知識份子中,偶爾也看見一兩位中年人,是講者?是路人?有土生土長的中大社會學學生,也有來自國內清華大學工管系的、也有剛從美國耶魯大學學成歸來的,各位來自五湖四海,令討論變得五光十色、色彩斑斕。雖然在開放的討論中有談得興高采烈的時候,但大家都會保持冷靜,不會吵得面紅耳赤,所以便不會因為一些純感性的詞語,令參與者或講者尷尬而面有難色。在我認識的文化沙龍中沒有「暴民」。這可能就是適合香港公共領域的溝通方式及理性地使用它的方法。我開玩笑式的跟朋友說︰「先不論書中文章高低,這本書的出版已經是十分難得了。雖然書中沒有記錄參與者的意見,由不同的作者寫出的事後文字反思,由沙龍討論帶到自己的世界中,以嶄新的角度來重新把討論演釋一次,別有一番風味﹗除了引發起我理性的反思外,在字裡行間中我還品嚐到地道茶餐廳的絲襪奶茶味道,也感受到港式出爐蛋撻的騰騰熱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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