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是扶貧委員會成員之一，本文旨在表達個人對扶貧的看法，而非對扶貧委員會工作內容的討論。
自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扶貧」為今年施政重點之一後，各方對加大扶貧力度的呼聲日益見高。究竟怎樣才謂之貧困？這並不是一個隻字片語能說清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有明確界限的概念。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我們看到有人吃不飽、穿不暖，貧困之狀顯而易見。然而，在香港這樣一個人均GDP相對較高的發達城市，筆者認為香港已有一個相對良好而廣泛的社會安全網。
如果以世界銀行每日二美元的貧困線為標準的話，老實說，在香港並不存在這種意義上的貧困。然而香港也確有香港標準下的窮人：有些家庭去麥當勞就餐，要考慮再三，有些家長負擔不起子女課外活動的費用，筆者也常見一些年長的婆婆在街邊的垃圾箱旁彎着腰、辛苦地拾取空汽水罐。不過另一邊廂，我們也見到領取綜援的夫婦在布吉玩樂。我們確實需要一個篩選系統，區分哪些是想靠政府綜援不勞而獲，哪些是真正需要接受援助的人。那些濫用綜援的個案（無論出於甚麼目的），都應該受到懲罰。
怎樣看待扶貧？筆者覺得香港不可簡單地靠增加綜援。簡單地提高綜援，不僅會降低人進入（或重新進入）勞工市場的動力，導致愈扶愈貧；更會引起納稅人、特別是中產階級的不滿，造成社會分化。因此，雖然現下市民或政客都對「扶貧」呼聲頗高，政府也不可以單靠提高綜援來息事寧人。如何才能為部份市民找到積極有效的扶貧措施，即保障基本生活所須，又可以鼓勵他們自力更生，通過自身的努力做到真正脫貧？
首先，筆者認為減少貧困不止是政府的責任，私營企業也該有更多的參與，比如說提供多一些職位，多資助一些貧困學生等。企業可以和政府部門合作，為貧困者提供一些他們力所能及的工作。比起簡單地伸手要錢，由勞作所得，更能激起人自力更生的動力。
對企業而言，雖然追逐利益、股東利益最大化是任何企業無可厚非的目標，但是社會和諧對企業來說也有其意義。儘管短期來說並不能增加企業效益，可是長期而言，社會和諧穩定能優化營商環境，企業關心社群的形象也會被慢慢認可，相信這些都能為企業帶來長期利益。
其次，對生長於貧困家庭的孩子的教育也非常重要。富有不是犯罪，貧窮也不可恥。窮人家的孩子應該和其他小朋友一樣，有接受教育以及進入其他社會階層的權利。正所謂「英雄莫問出處」，香港是一塊只要你肯努力、肯奮鬥，就能得到成功的自由樂土。私營企業對品學兼優的貧苦孩子應該慷慨解囊，捐助獎學金來幫助他們完成學業。政府更應該確保不同階層的孩子，都能得到高質量的教育，促進社會不同階層間的流動性。
身處現今資訊化社會，不通曉電腦、上網可謂是一種「殘廢」。因此，對貧苦學童資訊科技知識的教育也值得注意。相信一些基本的資訊科技教育（比如收發郵件，運用基本電腦軟體等）不需要型號最新、功能強大的電腦，因此政府完全可以鼓勵私營企業捐助一些對企業來說太舊的電腦。此外，香港的公共資訊科技設施也很完善，對此也可以加以利用。
總體而言，筆者認為「扶貧」要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我們要看到貧困者真正需要的是甚麼，怎樣才能幫助他們靠自己的力量永遠脫貧；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留意甚麼樣的資源是可以利用的，納稅人和政府部門究竟能負擔多少。「扶貧」牽涉到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是一個需多方達成共識的問題。畢竟，和諧出穩定，和氣能生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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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仁良 香港城市大學金融學講座教授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