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最近決定將港島甘棠第改建為孫中山博物館。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偉人，此語中國人多無異議。他致力於革命活動，推翻清政府，結束帝制；民國成立後，仍獻身於革命事業，致力建設更美好的中華民國。他是香港學生最熟悉的中國近代史人物，以至時有學生誤以為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他甚至可以是香港文物保護的「救星」，在中區警署建築群的保護戰中，論者力議孫氏曾在此「坐監」，藉此增加與政府交涉的籌碼。
助樹立「愛國主義」模楷
孫氏在港讀書一個世紀後，在香港再次「活躍」起來。上述籌建甘棠第博物館，即為一例。此外，還設立了「孫中山史蹟徑」、在西環海旁建成一個中山公園、在香港大學豎立孫中山銅像，等等。這樣，香港與中國其他大城市一樣，都有了一些以孫氏為名的地標。對香港而言，這些地標在殖民地歷史結束前後出現，有特殊的民族任務和作用：香港近代史一直被視為是民族恥辱，但這樣一個中國偉人的足，卻可慢慢撫平民族恥辱這個傷痕。介紹和宣傳孫氏在港活動，不單有助於在教育上樹立起一個「愛國主義」模楷，在香港歷史撰寫上也可以像變戲法般，將香港由一部殖民地歷史「過渡」成一部愛國史，強調香港對中國現代化過程的「中心作用」。香港，是孫中山革命思想和學問的根。
因是之故，香港歷史便得以「富」起來；將來孫中山博物館建成之後，其豐富的藏品將進一步鞏固香港的歷史重要性和革命中心地位。然而，筆者認為，「尋找孫中山」發展至今，已揭示出香港歷史撰寫的一些問題。首先，在市民大眾和歷史教育的層面，除孫中山外香港人少有認識香港的其他歷史聞人。
回歸以後，殖民地史觀瓦解，香港更不可能大張旗鼓紀念一些對香港影響遠較孫中山深遠的殖民地人物，例如令香港出現「黃金十年」的港督麥理浩。因此，在香港本地史教學上便遇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一般而言本地史應該有更多可資談論的人物趣事，但在香港，教授外國歷史時所討論到的人物，往往比香港史還要多。結果是，雖然香港史已納入中學課程，但因為在論述中缺乏歷史人物脈絡，學完後仍難成架構。
李紀堂李煜堂靠邊站
第二，在討論革命活動時，未能強調香港本地人士所起的作用。由於1890年代末至1920年代初港府禁止孫中山入境，這段時期香港的革命活動多由孫氏的同志和在港紳商負責。這些人物的歷史作用，理應不亞於孫氏；然而，現實中，由名義（「中山公園」等）到內容（教科書），李紀堂、李煜堂等本地重要人物，都靠邊站甚至消失得無影無蹤；相反，卻由一個未在香港久居的孫中山獨領大旗。這樣一種歷史銓釋，雖然有助於建立偉人意識，但對本地史的處理明顯欠缺均衡，也白白浪費了一個彰顯本地居民「心繫家國」的好機會。
上述結果，甚至可能造成本地文物錯位。西環海旁的「中山公園」，孫中山當年不可能踏足過（當時仍未成陸），其命名叫人不可思議。2003年，中西區區議會建議移走動植物公園的喬治六世銅像，在原處安放孫中山像；幸好此議最終沒有實行，否則在以港督府、聖約翰座堂、港督府後花園（動植物公園）為一整體的殖民地建築群中插入一個形單隻影的中華民族英雄像，其不倫不類，將十分明顯。
本地文化缺香港歷史
某程度上，「尋找孫中山」已完成了其為香港順利回歸的歷史任務。學者與教育界，應共同探討，如何在這些成果上深化對香港史的建構和推廣。跳出殖民地，跳進孫中山，不一定能完全消弭「污名」：革命基地的另一個解讀，就是「顛覆中央」的基地；關鍵在於，孫中山成功了。長遠而言，在政治化高漲、對港府對中央皆有所隔膜的今天，對孫中山的重視會否走向歧路，是值得注意的。
由19世紀中葉開始，香港已經是一個國際城市。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除了歷任港督外，還有各式各族人物，對香港社會、中港關係、香港與外國交流中產生過重要影響。這建構出香港多元化的社會和歷史。
若偏重一二人物，無論其人多麼重要，也會使香港史黯然失色，變得貧乏。多注重香港的歷史多元性，是開展公民教育、培養多元文化、豐富港人文化內涵的基石。不多認識自己的歷史元素，就算我們擁有多麼國際化的文化藝術區，也只是為別人嫁衣裳，搞的只會是別省、別國、別家的文化，而欠缺以香港歷史為支柱的本地文化。
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