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才寫第二篇文章回應台灣倒扁，有點遲，卻也更合時，因為看了趙剛與陳光興等人的文章。
「人民」總是好的，施明德在台上說，台灣人在寫歷史，台下的趙剛說是新公民運動，陳光興歡呼人民運動，重視差異多元，不被政黨收編的運動。
人民力量的意象以及口號，民粹主義的激情，在二十世紀裡，深植在所有反對運動，所有革命行動，甚至連反動保守運動也不例外，任何政治實踐無法不去捕捉，但是，卻又幾乎是左派永遠捕捉不了的力量，理論與實踐越走越遠，越走越亂，正如左翼要去認識及批判法西斯運動，最後卻改造了自己，種出了戰後各種後來被稱為「文化左派」的根苖。
我無法亦不想反對為「人民」歡呼，可是，我卻沒有樂觀情緒；看著電視轉播台灣的新聞，腦海出現兩件事。
1991年，我被學校派去聯合報實習，那年六月及七月的台北好像都在下雨；一天，也是下雨天，忘記了是甚麼原因，碰上了原住民示威，同行的聯合報記者大概覺得沒甚麼搞頭，也懶得採訪，中途走了，我卻留下來；隊伍大概有二至三百人，顏色有原住民衣服的紅，也有民進黨的綠，隊伍中，有幾輛後來連香港也流行起來的遊行小貨車，插上綠色的民進黨旗幟，指揮的人站在車上，面向群眾大聲用米高峰講話；我之前大概了解台灣原住民的狀況，但也算不上很認識很認同，只帶著獵奇心態，冒著大雨，走在隊伍中，看個究竟。
隊伍不算整齊，當然也不會有今天的糾察，原住民走在台北鬧市中，予人謙卑沒有半點花巧的感覺，但他們眼裡卻又有一種說不出的決心；在某個靠近台北車站的路口，隊伍被警察攔截了，警察舉牌說是非法遊行集會，要求人群散去，指揮二話不說，高喊：衝！大家便向前踏步，衝破了防線，警察不堪一擊，但更令我驚訝的是，群眾的行動是如此自然，街頭根本就是屬於他們的。
大夥兒坐在忠孝西路上，一起向某幢大樓的「蒙藏委員會」喊口號，我也忘了自己是實習學生，也跟著坐在馬路上，原本頗為沉默的群眾，開始唱歌跳舞好幾小時，最後，有一群人終於跑進「蒙藏委員會」，把那個招牌砸爛了。
後來聽說，那大概是台灣解嚴後社會運動高潮的尾聲了，九零年的五月野百合與九一年的五二零大遊行，我也沒有遇上，這種人民運動的餘溫給我的感覺，與後來在台灣參與的示威遊行很不同，更跟現在電視看到的紅軍很不一樣，看著據說是台北中產階級的抗議嘉年華，令我又想到一件香港的事。
香港2003年的七一遊行，九十年代積累及沉澱了的遊行示威文化：理性和平守秩序冷靜，發揮至極點，超過五十萬人上街，人人說是人民的力量，上街的人遠遠超越了糾察可以控制的範圍，但是，原來由支聯會及民主派打造的理性請願，已內化成人民的身體及意識，我還記得，人群拼命擠進已水洩不通的維園，為了是讓警察數人頭，我身旁的中年女士說：不行啊！不進去只中途插隊，警察不算在內呀！
這一年遊行隊伍還有點創意，也許是沙士與失業，人人手帶著自製的標語，拖男帶女，就像倒扁紅衣人一樣，有小孩子，有學生，有老人家，有一家大小，許多平生第一次上街的人（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喊著各種口號，走著走著；事後，特區政府董建華大概是第一個感到頭疼的人，至於第二位可能是社會運動組織的朋友，五十萬人上街了，該怎麼辦，不少人並不樂觀，人們不是運動組織動員出來的，運動中人只感到迷茫。
你可以不喜歡像公民黨等的人在七一後乘機而起，你可以為施明德說運動過後不組黨而拍掌，但正如陳光興所說，這種「人民性」，仍然最後迫使社會運動團體思考未來運動的可能，而我會加上一句，這種溫柔敦厚突然冒現的人民，當然是能動力量，但也是各種權力規訓的新產物；香港七一遊行後誕生的民間人權陣線，從其經驗看來，這種「人民」，並不是簡單的社會運動新力軍，除了每年辦一次大遊行外，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是甚麼，三年多了，沒有答案。
簡單一點說，那位願意付一百元支持倒扁的小市民，他會再花一百元支持一位像施明德一樣的政治人物？還是會花一百元或更多支持勞工運動？問題不是倒扁或七一的甚麼「缺失」，而是我們的理論、組織與實踐的「缺失」。
不管七一還是倒扁，儘管內涵與背景不一，但基進運動同樣是碰上一些新的問題，而不是找到了甚麼答案。
（「倒扁運動的思前想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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