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蘋果日報
編按：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在九月已經推出了報告書，並且舉行了多場諮詢會，但各方在開始時都像熱身未夠，頭兩個月的討論甚少，民間記者更不知躲到哪裏去。直到這一星期，曾榮光教授、關子尹教授、莊耀洸校友、周鍚輝校友都先後在報章撰文，令氣氛突然間熱烈起來。獨立媒體編輯今日收到在中大政政系任教的周保松校友傳來一文，徵得周校友同意，在獨立媒體網站上率先發表。編輯會盡快搜羅各篇文章，另闢焦點，方便讀者參與討論。
雙語政策與中文大學的未來──對《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的回應
作者：周保松（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在九月發表的報告書諮詢稿中，開宗明義指出，「中大四十多年來一直堅持中英雙語（兩文三語）的教育方針，雙語教育是中大的特點和優勢，中大雙語教育的政策和目標維持不變。」這是擲地有聲，鼓舞人心的說話。
只要對香港歷史稍有了解，便知道在這樣一個殖民地城市，要肯定中文作為一種學術語言，和英文具有同樣地位，是多麼的艱難。即使去到今天，香港回歸九年後，中大依然是香港唯一一所高等院校，在其大學條例中明言「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並以提供優質雙語教育為使命的大學。這是中大最鮮明的特點，也是許多中大人身份認同所在。而經過四十多年的堅持和實踐，事實證明，中大行對了路。中大的雙語教育，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學生，並令中大沈澱出一種獨特的個性。今天，恐怕沒有人會再說，因為中大使用中文，所以它是次一等的。正如委員會所稱，雙語教育是中大的優勢和資產，而不是弱點和負擔。這份自信，得來不易，也道出了很多中大人的心聲。如果委員會能夠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秉承中大的傳統和理想，進一步「優化」雙語政策，那的確可稍減師生校友對中文大學不再說中文的擔憂。
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書諮詢稿中，影響最深遠也最具爭議性的，是日後的授課語言，將根據學科性質來決定這個大原則。具體點說，凡是普世性的科目，將用英語授課；凡涉及中國文化的，用中文授課；凡帶本地文化色彩的科目，才可用粵語授課。報告書亦建議，凡招收非本地生的學系，必須提供足夠用普通話或英文教授的科目。與此同時，通識教育亦需作出類似安排。
這是中大雙語政策的一個典範式轉移。這個改變，有幾個後果。一，老師將失去選擇授課語言的自主權，而改由以學科性質決定。二，中文授課的科目將大大減少，因為相當大部份的學科，將被界定為普世性學科。而在資源壓力下，學系亦會傾向提供更多的英文課程。換言之，在客觀效果上，新的政策將嚴重向英文傾斜。三，普世性學科必須用英文授課的原則，意味著委員會並不相信學生適合用中文學習這些學科，亦不鼓勵老師使用中文去傳授這些知識。後果自然是修讀這些學科的中大學生，日後將沒有能力使用中文去表達和傳播這些普世性知識。這些知識，亦將不可能在中文世界中生根，發展，成熟。四，委員會似乎認為，知識該以何種語言傳授才最有成效，和施教者受教者，以及具體的學習語境並沒多大關係，反而和知識本身的性質密不可分。
我雖然認同委員會對雙語教育的重視，但也認為這些建議在教育理念和實踐中大的理想上，有可商榷之處。我的觀點，難免受到我的讀書教學經驗影響，亦和我對大學理念的理解分不開。既是管窺之見，偏頗自然難免。但作為中大人，面對母校的鉅大轉變，我自覺有責任，以如履薄冰之心，提出我的憂慮，供大家參考。
要評估報告書是否可取，我們須先瞭解中大的教育理想。報告書一開首便說：「中大一直堅守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所提倡的「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精神，珍惜並重視中英雙語的優良傳統。」這表示，委員會將李校長對中文大學的期許，和雙語教育緊密扣聯起來。我們因此要問：報告書提出的新方向，到底在何種意義上，能夠更有成效地實現李校長當年立下的宏願。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宜對李校長這個提法的歷史脈絡，有個基本認識。
依我理解，只有強烈文化自覺和歷史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才會對中大有這樣的期許。過去兩個世紀，中國正處於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重重衝突之中。這些衝突，令中國付出沉重代價。不少知識分子意識到，要救中國，現代化是唯一出路。而要現代化，則須摒棄中體西用，又或全盤西化的做法，而應在中西古今文化之間，尋求創造性的轉化結合會通。李校長的十四字真言，正表示他堅信中大對於中國文化的未來，有不容推卸的責任。中文大學既不是一所為殖民地培養買辦的大學，也不是一所沒有文化承擔的「國際大學」，而是一所紮根於香港，以建設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大學。﹝註一﹞委員會主席金耀基教授便曾說過，中文大學的「任務和職責，講到底，乃在於建構中國的現代的文明。」﹝註二﹞
近年，不少人喜歡拿李校長的說法支持大學國際化，甚至聲稱中大建校之初，已在走國際化的路。我認為這種詮釋，曲解了李校長。今天的國際化，是有一系列量化指標的，包括英語教學的多寡，招收非本地生的數目，教師在英語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大學在全球種種排名榜中的位置等。這等於說一所大學愈將自己獨特的傳統語言文化精神拋掉，愈將自己變成英美式的大學，便被視為愈成功。按此理解，中大多年來對中文的堅持，今天反成了負擔，因為國際化的必要條件，是英文化。於是，中大的立校宗旨「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甚至連「中文大學」這個名稱，都成了負資產。這種張力，近年愈來愈大。
但這種版本的國際化，和李卓敏校長所談的大學精神，以及馬臨校長強調的「中文和英文兩種語言的重要是不分軒輊而互相補助」的觀點，是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註三﹞因為這種做法，便形同切斷自己文化上的根脈，拋棄自己的文化使命，甚至使得整個學術社群在心理上產生一種自我矮化。試問，這如何談得上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並以建設中國文化為己任？委員會認同我的觀點，明確表示國際化的目標不是英語化，而是雙語教育，因為「中大也應正視它在香港及全國所承擔的使命與責任。」既然如此，我認為理想的雙語教育，應朝以下方向發展。
一，中大應投入更多資源，致力提高學生中英雙語的能力。但我們必須將語言能力的提升和學科知識的有效學習作出區分，而不應為了前者而強迫學生用一些他們不熟悉的語言學習，因為這樣既會窒礙學生有效吸收知識，亦會影響他們的心智發展。要知道，愈抽象愈理論性的知識，對語言的要求愈高。在學生未有足夠能力嫻熟使用外語學習時，（假設其他條件相同），老師使用學生最熟悉的語言授課，並輔以外語及相關教學材料，循序漸進，也許更為有效。
二，大學應平等對待中英雙語，給予老師充分自主權，容許他們選擇最適合的語言從事教學研究。這不僅是對老師的信任和尊重，也體現一種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的根本目標，是啟迪學生的知性，培養學生的德性，令他們成為獨立自主的自由人。要達到這些目標，需要言傳身教，需要師生良好的溝通，需要學生勇於發問思考，需要學生對知識有真切的感受，並將所學融會在生活之中。因此，容許老師有自由根據自己的專業判斷，因應具體情況使用合適的語言授課，是最佳教學的必要條件。
讀過莊子的「庖丁解牛」的人，當知道教育最高境界，是道而非技。﹝註四﹞當代社會學家Bent Flyvbjerg也指出，知識的學習可分五個階段。在最低的初學階段，學習者只會抽離具體語境（context-independent），按部就班的跟隨某些既定規則行動。而去到最高的專家階段，學習者則能夠因應具體情況，作出直覺的和全面的合理判斷。﹝註五﹞如果因為語言的限制，令學生只能夠用死記硬背的方式學習，不能培養出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享受追求知識的樂趣，那實在是很可惜的事。香港大中小學很多老師，對此一定體會甚深。在扭曲的語言政策下，有多少自由的心靈，因此而枯萎凋零！如果學校不主動去創造這些有利條件，反而限制老師的自由，那是連技也談不上了。
三，要實踐中大的使命，大學更應鼓勵老師學生，多用中文進行學術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望培育自己的學術語言，發展自己的問題意識，慢慢建立中文的學術傳統，並將西方的學術資源，逐步普及傳播到社會，開啟民智，滋潤民心。否則，我們的學術社群，將會永遠成為西方的附庸；我們生產的知識，永遠和社會脫節；我們的學生，亦將永遠欠缺使用中文進行學術探索的能力。
想深一層，這樣的方向，也切合時代的發展。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也對世界政治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可以預見，中文的影響力將會愈來愈大。作為一所對中國文化有使命的大學，實在應該善用雙語傳統的優勢，推動及鼓勵中文學術書寫，幫助中國更健康更合理地步向現代社會。
四，雙語教育的優勢，不僅在於語言能力的提升，也在於學術和思維能力的提升。一個人愈能自由地運用不同語言思考，便愈能體會知識在不同語言系統中呈現的多元性及獨特性，從而拓闊深化對知識和人生的領悟。如果將知識強作分類，然後限制某類知識必須以某種語言授課，不見得對學生有好處，也和「結合與融會」的精神有所牴觸。再者，抽離具體的學習語境，聲稱運用某種語言學習某類知識必然最為有效，並沒道理。學習的成效，並不僅僅繫於學科的性質，更繫於學生的學術和語言能力，以及老師的教學方法。
如果以上所說稍有道理，那麼委員會提出的「優化」政策，其實偏離了原來的理想和一些重要的教學理念，因為在新的制度下，中文會慢慢被邊緣化，老師和學生漸漸失去選擇授課語言的自由，學科性質以頗為任意的方式切割，學習效能並未受到足夠重視，以及中文學術書寫繼續不受到重視等。
有論者或會辯稱，這是為了國際化必須付出的代價。正如報告書所言，「國際化是今天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所以中大必須加強它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這對學生的出路及大學的發展無比重要。」這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委員會或許覺得，面對時代轉變，修正原來的教育理念，實在無可避免。但從教育的觀點看，國際化本身並不是目的。國際化的一切舉措，必須是為了提升大學的教育質素，也即培養出更好的學生，以及創造出更好的知識。
什麼是好的學生？在香港，最普遍的答案，是看學生能否在競爭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取得最大的優勢。於是，大學教育的成敗，取決於僱主對畢業生的滿意程度，賺取工資的高低，進入大公司的比例等。從政府的角度看，教育是純粹的人力資源投資，目的是滿足香港經濟發展的需要。流風所及，學生漸漸也只視讀書的目的純為增值──增加在市場競爭中的的價值。大學的使命，遂變成如何爭取最多資源，並以最有效的方式，培養出更多這樣單向度的經濟人。循此思路，所謂大學國際化，說到底，也是要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進一步增強學生的經濟競爭力。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將人變成一種工具。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今天香港高等教育的實況。
但如果我們停下來想想，便會發覺，以這樣的實利心態辦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恐怕難以對知識本身有任何嚮往追求，亦沒有興趣培養自己的德性，更不會覺得對社會有何責任，又或相信大學生要承擔什麼文化使命。這種教育觀，也顯然和「博文約禮」，「修德講學」，「止於至善」的校訓背道而馳。這正好解釋，為什麼今天再沒有人談大學理念。即使有人偶然提提，在許多人眼中，也顯得如斯軟弱無力，甚至滑稽可笑。因為從制度到生活，理想性的東西早已被掏空。我們整個教育體系，都不再相信教育有任何內在價值。我們喪失了那種美好的想像能力。我們集體創造牢籠，然後自困其中。
這是我們教育的真正危機！
中大要談雙語政策的未來，首先便須正視這種危機，並重新思考大學的理念，而不是抽離的高談如何利用雙語教育來加強學生的全球競爭力。在缺乏豐厚的人文教育下，愈有語言及市場競爭力的學生，有可能愈遠離人性，愈加個人主義，愈欠缺批判力，愈沒有個性。
既然如此，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看另一種對「好學生」的定義：好的大學生，是對知識有好奇，對文化有關懷，對價值有執著，對生命有反省的人。好的大學教育，應以培養這樣的人才為目標。這不是妄顧現實的烏托邦之論。恰恰相反，這樣的學生才是香港以至中國最需要的人才，也是全球化大潮中真正能夠特立獨行的人。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人，才能夠懂得如何好好生活。所謂全球化的挑戰，不應只是計算如何在劇烈的競爭中，令自己得到最大利益，而應批判性地反思全球化的意蘊，以及在這樣的處境中，什麼是我們獨特的文化使命和辦學理想。未經大學師生深思熟慮的說理論證，然後便擁抱某種國際化論述，並要求整所大學為之迎合，箇中得失，值得細心衡量。
要培養出第二種好學生，當然不容易。中大的優勢，是數十年來，經過許多代師生的努力，積累出不錯的人文傳統。我相信，中大人的人文關懷和批判意識，是中大最寶貴的資產。而這份資產，和我們雙語教育中對中文的重視和肯定，是分不開的。因此，任何大的變動，必須謹之慎之。我也相信，只要中大上下懂得珍惜這個傳統，時刻以育人為念，將眼光放遠，採取兼容並蓄，自由開放的態度辦學，中大自然會不斷提升，好的老師學生自然會慕名而來，李卓敏校長當年立下的宏願，也自然能夠慢慢實現。
註一：就我所知，李校長這個提法，是在1967年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時首提。有關李校長的生平及其辦學理念，可參陳方正，〈永誌魄力恢宏的開拓者〉，《中文大學校刊》，二零零四年秋。
註二：金耀基，〈一個東西文化相遇的偉大故事：新亞／雅禮協會：過去、現在與將來〉，2004年6月17日。
註三：馬臨，〈第廿二屆頒授學位典禮演講辭〉，（1980年12月11日）。
註四：郭慶藩，《莊子集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19。
註五：Bent Flyvbjerg, Making Social Science Mat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9-24. 作者稱此為Dreyfus model，因為這個理論源自 Hubert and Start Drefus,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revised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