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整理：包、迪 特刊足本
當我們關注中國勞工運動時，很自然會聯想到勞工如何被剝削、工作及居住環境差、工傷亦得不到合理賠償等問題。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英文簡稱SACOM﹞的幹事阿龍和vivien接受訪問時，則嘗試向我們展現一幅宏觀的圖象──要真的幫到中國勞工，「不單止要為工人爭取資源，也要替廠商爭資源」。面對大企業的跨境採購策略，我們需要的是一場跨境社會運動。
採購策略嚴苛 廠商「餓狗搶屎」
要解釋為何中國廠商如此習慣剝削工人﹝參考sacom我要乾淨電腦報告﹞，先要追上一步，看廠商的客人──walmart、dell等跨國品牌企業如何落單。阿龍表示，品牌企業的採購行為直接導致工人剝削，而近年企業為了進一步提高利潤比率，採購方式愈來愈嚴苛，令廠商陷入猶如「餓狗搶屎」的窘境。這些採購趨勢包括：
價低者得：為了減低成本，跨國品牌企業會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去選擇與那所工廠合作，這令工廠間競爭劇烈。工廠為了訂單，只好降低自己的利潤，甚至不惜以低於成本價的價錢向跨國品牌企業提供貨品。
零庫存概念：因為倉租成本高，品牌企業會減少貨倉數目以減低開支，並要求工廠在接訂單後的短時間完成工作，變相將倉租成本轉嫁到廠商身上。舉例，麥當勞已沒有貨倉放食物原料，貨倉只用來貯存「開心樂園餐」的玩具。
及時生產﹝Stock in time﹞：及時生產和零庫存概念一樣，都是盡量減低品牌企業積存貨品的數目，因此向工廠落訂單變得愈來愈急，而且訂貨額亦愈來愈少。由於購入貨品不多，品牌企業容易將貨物賣清，減低滯銷風險。
高貨物流通率（high turnover rate）：品牌企業要求貨物流通率愈高愈好，新款式愈出愈密，這種趨勢以電子產品最明顯。手機明明是耐用品，但品牌企業將手機變成要月月轉換的時裝。
不單工人 整條生產線都被壓榨
由品牌企業的採購策略再推上一步，我們再看兩點。一是品牌企業在股票市場上面對的盈利壓力愈來愈大，股民不單要求品牌企業每年有盈利，而且盈利要不斷增長，否則股價就上不去，企業CEO也分分鐘「人頭落地」。本來品牌企業盈利年年上升，按道理替品牌做生產的工廠廠商甚至工人都應可受惠，但事實偏偏不是這樣。在「知識型經濟」的旗幟下，台灣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提出的「微笑曲線」被視為真理。這條描述企業生產和回報關係的「微笑曲線」旨在說明，對於企業來說，上游的技術開發和專利技術和最下游的宣傳，行銷管道、售後服務等能獲得最高利潤，而中游的組裝生產部份則獲利最少。因此，這些跨國品牌企業一來大都將生產線外判到低工資地區，二來是當企業需要減少開支以增加盈利時，位處「微笑曲線」低谷的生產部分永遠是削減開支的主要對象﹝另一邊廂則多請銷售員及開發人員﹞。
SACOM在零六年十一月發表的《電腦工業的中國勞工條件調查報告》中，以很具體的數字來說明微笑曲線的兩端和谷底的差距：
「品牌公司有很大的動力在全球找尋生產的最低價，透過生產外判，品牌公司可以省回75%的勞動成本；根據統計，2004年全中國『規模以上』的6638家通訊設備、電腦及其它電子設備工業單位﹝從業人員全年平均333.4萬﹞總盈利為821.87億人民幣﹝約93.12億美元﹞，平均每個單位盈利0.124億人民幣﹝約0.014億美元﹞；而電腦的品牌公司，單單DELL﹝從業人員4.6萬人﹞一家在2004年的純收入已達26億4千500萬美元。一家電腦品牌公司的盈利，已經超過整個中國六千多家工廠的四分之一﹝注意中國的盈利數字已包括了通訊設備及其它電子設備，所以單單電腦生產的盈利數字應該遠比以上的93.12億美元低﹞；如果我們以每個僱員的平均盈利能力計算，DELL的僱員是中國工廠僱員的205.9倍﹝每個DELL的僱員平均為企業盈利57,500美元，而中國的僱員則平均為工廠盈利279.3美元，這個算法只以公司盈利計算，並未計算兩地工資的差異﹞，上述例子正好說明品牌公司往往佔著生產鏈微笑曲線的首尾兩端，生產商﹝或生產國家﹞往往處於最低的獲利位置。」﹝報告書第三頁﹞
上引的數字代表什麼呢？即是說，就算老闆是聖人，把賺回來的錢都分給工人，每個工人的每月工資都只會增加大約一百八十六人民幣。廠商的邊際利潤少到這種地步，根本缺乏資源改善工人的情況──增加薪水、更換過時殘舊機器更換、改善工作環境和改善食宿環境等。因此可以說，不單是工人受到剝削，整個生產部分都受到擠壓。在這樣一種恐怖的利潤結構下，工人的境況根本沒有改善的空間。
新的跨境社會運動
阿龍和vivien表示，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權益的全球運動，以往都集中在歐美。多年爭取的成果之一，是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概念愈來愈流行。在歐洲，CSR已成為主流，如果一間企業沒有說明已考慮CSR和採取具體措施，消費者便不會光顧。但由於運動的核心集中在歐美，和工人的距離相當遠，因此運動成果往往不能落實到工人的層次，難以轉化成「發展中國家工人充權運動」的力量。
這種理想和現實的落差可以以CSR的實踐來說明。自從CSR愈來愈流行後，已成為增加盈利的公關手段，甚至有部份企業將CSR的成本轉嫁到生產部分。阿龍引述一名本地玩具商表示，曾向玩具品牌公司提出，如果要做到CSR的要求，必須多付14%廠價，但品牌公司拒絕，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單向、遙距、以歐美為中心的消費者運動有改善的空間，而SACOM認為，各地的行動者需要更好地連結起來，組成「新的跨境社會運動」﹝New Trans-local Social Movement﹞，從不同的位置和角度，分別向跨國品牌公司、大貿易商和供應廠商施壓，將以歐美為主的消費者運動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充權運動連結。
SACOM正是希望充當兩邊運動的橋樑。vivien表示：「獵奇行動(1)和SACOM都是嘗試，希望多講香港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角色。香港屬於發達地區，既鄰近廠地，又有份做採購......我們希望作為中介，一方面結連西方消費者運動﹝跨國品牌企業最驚，因為西方人是大客仔﹞，一方面和內地的組織合作﹝譬如工人中心﹞，協助工人充權。」這亦是前言所說的，跨境社會運動是一邊透過消費者運動，改變微笑曲線利潤結構，從而「增加對廠商的資源」；另一邊則是替工人爭取資源。因此，SACOM在公布企業的黑材料時，想的不單是向該企業施壓，要他們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而是希望工人及其他人明白勞工遭到何等不公平對待，清楚勞工權益及懂得爭取合理的工作條件和權利。
那以中國內地而言，兩端運動目前的情況如何？
阿龍表示，如果有心尋找，與中國勞工情況有關的資訊其實十分多，亦反映中國的勞工運動愈來愈活躍，協助的單位包括非政府組織、工人服務中心和法律義工等等。另一方面，勞工運動的消息封鎖亦放鬆了很多，內地媒體都很積極地報道各地工人維權事件，一年見報的也有三千多宗﹝SACOM幹事到國內工人中心和工人傾談時，發現工人們大部分都有參與維權行動的經驗﹞。透過行政訴訟來爭取工人權利的例子更不計其數，阿龍隨手翻出一些剪報：標題有「重慶83名工人狀告市總工會」、「石油工人維權勝利獲賠償」、「去年勞動爭議案件總量繼續增長、廣東省零四年四點二萬件」等等。
相對於國內愈來愈積極的維權勢頭，阿龍認為國外向品牌跨國公司施壓的運動反而做得不夠好。比較新的例子包括：歐洲電子業聯盟，要求企業提供合理的生產時間及價錢給工廠；印度工會建議零售價和生產成本掛鈎，成衣零售價要保證有一定百分比預留給工人；社會責任投資，鼓勵人選擇「良心基金」及股票去投資，等等。在國內，這類型的消費者運動亦陸續在大城市裏出現，像深圳便曾有人發起「不買樓運動」。SACOM相信，隨着中國內地的消費市場變得愈來愈龐大(2)，內地絕對有條件成為消費者運動基地，直接要求品牌企業改善中國勞工的待遇。當然，在見錢眼開的金融市場裏，嘗試以「市場力量」去改變跨國品牌企業的行為，特別是關乎盈利結構﹝微笑曲線﹞的更動，仍然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新自由主義正是壓榨式的管理邏輯
談了這麼久，雖然新自由主義這個關鍵詞還未出現，但其實大家都明白，上述的壓榨式管理邏輯正是新自由主義其中一個重要面向。阿龍表示：「跨國品牌企業對國內廠商的四項採購要求﹝價低者得/零庫存概念/及時生產和高貨物流通率﹞，如果總結為一樣東西，就是要求勞工平靚正。這種管理模式不單在國內出現，在香港亦一樣，完全沒有考慮社會責任和人的生活。除非你自己成為令人多快好省的老闆，否則你必會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
這也許就是問題的癥結。當我們﹝誤﹞以為替香港生產幾乎所有物品的國內勞工好像離得很遠，其實不，在沒人性的管理邏輯底下，香港的大部分工人和國內工人一樣，被逼令要多快好省，還要為隨時丟掉飯碗擔驚受怕。與其慶幸自己不是最底層被剝削得最深的工人，我們難道不更應該團結起來，一起爭回勞動者的尊嚴和權利？
註釋
1 獵奇行動（Disney Hunter）是一個由香港大專學生組成的迪士尼關注小組，成立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前的八十天（2005年6月24日），成員包括了來自香港七間大專院校的學生，以個人或組織名義加入，目的是引起社會各界人士對迪士尼所帶來的問題的關注。他們關注的題目包括與迪士尼有關的發展中國家和樂園裡的勞工、環境、文化教育、官商勾結、性別、社會平等、經濟、版權、全球迪士尼化等九個範疇。
2 現時中國在全球的生產及市場上有著無可取替的地位，中國的手機市場是全球第一，電腦市場是全球第二；世界上有八成五的電路板在國內生產，其中一半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