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論壇」討論新自由主義，名正而言順，與獨立媒體有甚麼關係？
新資本主義
最近看了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書－－《新資本主義文化》，他談的新資本主義，大概跟新自由主義很相近，他開首第一章便說，新資本主義特徵是科層制度的轉變，或部份瓦解，由企業以至工會的科層制，在六十年代或以前，已遭人抗議，這亦是反文化時期追求自由自主的背景；這是很歐美經驗，相信不少朋友會說，香港從來沒有經歷過歐美那樣組織化的資本主義時期。
不過，科層制的程度高低其實不重要，都已成過去，重要的是，我們看到許多科層制的變型，今天，某種科層制度仍存，可是我們大家也知道，今天多了新的組織型態，例如外判制及如跨國生產網絡，員工通常不受聘於一龐大的公司企業，而且，外判工人固然不穩定，連外判公司也不會有長期合約，今天的國際分工也看到這個特色，例如NIKE公司不聘用生產線上的工人，卻可向全世界收以千計及萬計的工廠下訂單。
這些複雜的組織現象，我們今天有一個詞描述，就是「網絡」；桑內特帶著他老友傅柯（Michel Foucault）對自由的反思，他指出，六七十年代追求自由的青年，最後取得是並「不自由的」新自由主義，事實上，今天追求及鼓吹網絡的新媒體，包括獨立另類媒體，甚至是Hong Kong In-media，亦是後反文化的產物，今天社會大力推動的新組織，與遭人詬病的經濟組織，其實也是「網絡」。
但是，甚麼是「網絡」？
讓我用Hong Kong In-media這個獨立媒體來分析一下，我們最近做了一些讀者調查，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是甚麼網絡。
我們的網站每天有約四千多人瀏覽，每月有六萬至八萬人，當中有八成人會大約每星期來網站，差不多是一家本地中小型報章的銷量；事實上，我們登記的使用者只有三千人，而專欄作家有五百人，活躍的大概不到一百人，編輯呢？只有十多人。
對我們來說，甚麼是網絡？就是一個很小的核心，連結著相對大的一群人，這就是網絡效應，他們不必參與我們的工作，甚至不用對我們的焦點文章有興趣，他們與我們有時是擦身而過，許多人可能只是透過搜尋器來到，或轉傳一些文章給朋友，這就是網絡。
這個網絡很鬆散，大部份說，很少因為透過我們的網絡而參與社會及政治行動，要參與的本來便去參與，不參與的亦不會因為我們而參與；所以，他們與傳統社會運動組織的潛在支持者（constituency）不同；社運團體其實也有許多不同的參與者，例如決策者、組織者、會員、捐款者及義工，也類近同心圓，但是，他們是支持者，支持一個團體的工作及理念，但我們網絡中的人大部份算不上是組織的「支持者」，他們大部份人不參與我們鼓吹的行動，甚至不怎麼捐錢，義工也不算多。
這其實是大部份網絡媒體的特性，依賴網絡為生的獨立媒體亦如此，這就是我們的「自主」。若懷抱著推動社會變革之心，以上的描述可能得出一個頗為悲劇的圖像，不過，我並不太悲觀。
新窮人？
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網絡群體的社會背景及政治態度；根據我們的調查，他們的政治態度很近似，他們支持普選，反歧視，支持最低工資立法；而收入及學歷上，他們有一半人有一個或以上的大學學位，但平均收入卻是八千元，減除沒有或較少收入的學生，大概月入也只有一萬元左右，約莫是香港中位數，但大概也有一半人是低於此水平；Hong Kong In-media戲稱他們為「新窮人」（New Poor）；我不禁想問，這是否可以形成一個階級運動，網絡會否是一個基層運動的基礎？
我並不期望這群新窮人能大幅度參與Hong Kong In-media的工作，當然，多一點人參與分擔工作是好事，但我更期望他們自組獨立媒體，因為，網絡已經存在了，問題是有沒有人去用它；Hong Kong In-media不可能成為一個像《蘋果日報》那樣大的媒體，這也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也不想成為龐大的NGO或社運團體，招收許多許多會員，令他們參與Hong Kong In-media大幅增加，但我們卻期望他們成立更多新的網絡節點，這其實是許多研究獨立媒體及網絡的人的想法，不是要一統江湖，不希望在市場獨大。
例如，如果有人搞自由軟件運動（free software movement），有人搞「創用CC」（creative commons），連接上及擴大這個網絡，是非常好的事，它可以有兩個功能，一為擴大這個有點草根味道的網絡，因為，它讓軟件與資訊可以更自由更廣地流通；另一方面，也是這個網絡的新節點，所以，你還可以搞反對清拆天星，可以搞社區運動等等... ...。
非正規公共領域
有些人運用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晚年的看法，指出網絡是一個非正規的公共領域，他們互通消息，互相支持，但社會特性及意識形態各異，不以共識為統一，卻是時時刻刻在商議中形成合作。
這種網絡在歐美地區有兩種意義，一為象徵著組織化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的沒落，或新資本主義的興起，另一為基進政治（例如Indymedia的無政府主義直接行動）的復興，好壞也在爭議之中；但在這裡我想說，這種網絡可能對香港社會運動有新的意義，因為不少人已指出，香港社會運動組織總離不開八十年代發展出來的壓力團體模式，群眾不會太多，也不太穩定，以事件導向，網絡固然反映了香港團體這種特性，但又有可能透過網絡放大小團體的政治效應，接觸更多主動的群眾，亦可跟更多團體連結。
以上這些只是我的猜想，甚至可能只是良好願望；這個網絡有許多問題，例如政治性很低，他們對民主政治興趣不是很高，對階級政治的興趣也不是很高；此外，行動能力不強，網絡內能稱得上是社運積極份子的寥寥無幾；如何把這個網絡政治化，如何發展更多節點，如何令網絡交流化成社會動員及行動，是重要又遠遠未能解開的問題，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會不斷發展及鼓勵成立不同團體的原因，但是，靠我們去搞其實不太行，需要多一些人自己去搞，再利用這個網絡。
最後，我認為有三類問題值得思考：
1.身份認同
桑內特認為，新資本主義對人造成自我認同的斷裂，即他說的無法構成連貫的敘事，網絡是否可以維繫與延續一個人的身份敘事？經濟生活中的斷裂身份，是否可以在網絡上維持團結（solidarity）？
2.階級
網絡不太能接觸到傳統工會會員，或新經濟下的服務業工人，如清潔工，但如果網絡的使用者本身便是「新窮人」，是否可以構成一個基層社會運動？
3.公共領域
自八九之後，每次大型社會動員都引起人們談論公民社會的復興，七一遊行後，公民或公共領域的想像又再次出現，可是，我們每次又會對它失望，因為它並無形成巨大的政治變革，社會動員更走下坡，我們對公共領域的想法仍然非常組織化，亦視之為有機體；但是，網絡式的非正規公共領域，會否讓我們能在一個較現實的基礎上想像及經營公民社會？
(以上為在香港社會論壇「自主媒體．媒體自主」的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