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作者不會自寫書評，不過，作為《大事件：記香港WTO採訪》一書的作者之一，我又想為這書說點甚麼。
大事件．一件事
先從作者之一雷子樂對民間記者的批評說起，他文章中提及一段很有趣的事：
「還記得在12月17日晚，我在報館接到一名民間記者的電話，聲稱街頭衡突是因警察不讓韓農進入鴻興道示威區所引發，但我與多個同事在現場所見，明顯是示威者突然直衝過駱克道的防線，引起衝突。這例子反映部份民間記者，為「美化」韓農的形象，連最基本的事實也可顛倒。盲目到這田地，已超越了報道「主觀」或「客觀」的層次，那就請別假借「記者」之名，吹噓所謂的「真相」！」
我不妨補充一下這個故事，我猜，雷子樂提及的那位民間記者，應該是筆者；我當晚有打電話給在某報館任職的朋友，告訴他我在現場看到警察攔著馬師道天橋，不讓示威者通過，我們一班朋友還高喊叫警察讓路；接著，我們看到一群韓國人抬著一些東西，走向軒尼斯道；當然，憑著這一幕，我下了一個事後看來武斷的結論，認定為衝突的起因，並告訴新聞從業員朋友，這的確不當，因為我後來知道，在我來到天橋口前，已發生韓國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的事。
其實，在不同位置，總會看到不同的東西，會引導出不同的詮釋，有時亦會有偏差，不管民間記者或主流記者亦會碰到這個問題，同時亦會引起爭議；例如，雷子樂沒有提及，駱克道的衝突，是在警察於示威區用射水砲驅散示威者後發生的，我與一些朋友事後分析認為，這是重要的起因之一。
我這裡不是要爭論誰是誰非，這大概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不同類型傳媒如何面對這種處境，即使有錯，大部份傳媒不願認錯，主流記者好像也很少認錯，但是，我倒不怕認錯，因為，雖然我不至於如雷子樂所說的「盲目」或「顛倒」事實，但有一點判斷錯誤。
當時，任職報館的朋友其實即時補充了他同事的不同觀察及看法，我們沒有達成一致看法，但我事後也沒有在網上寫出我原來的判斷，因為我自己也搞不清；不過，現在回想起，即使我當時寫出來了，又會如何呢？大概會有在駱克道目擊衝突的朋友或記者立即反駁及糾正我，如果我們夠理智，我們可以把各自看到的東西拼起來，並邀請更多人的人來反覆推敲，辯論與討論。
很幸運，我是個民間記者
很幸運，我是個民間記者，因為我寫的東西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新聞在參與式媒體中已成為對話（conversation），認識事件的方法是互動的，互相弄清與討論，我不怕錯，因為有人會糾正我，我不怕表示我反對WTO的立場，因為互聯網上有人會即時跟我辯論。
很不幸，大部份傳統媒體的記者不能這樣，電視也好，報章也好，基本上是單向的，有時記者只是螺絲釘，編輯的標題與他們寫的可以是兩回事，而讀者呢？則被置放在被動接收者的位置；而且，傳統媒體為了維持權威，也絕少高調地認錯澄清，《明報》甚麼時候為了「無政府主義者殺到」認錯？，例如《星島日報》因為偌大的彈叉報導，遭受多方責難，卻只刊登了小得可憐的道歉。
所以，有時把民間記者與傳統記者對比或比較，不是這麼公平，對民間記者不公平，因為他們沒有媒體機構所賦予的一切，例如工資、記者證、採訪權、合法性等等；對傳統記者也不公平，因為他們不是在我們的互動及參與性很高的媒體環境中工作，而香港日益惡劣的媒體環境，他們有時根本不是媒體的主體，無法讓他們像外國一些記者那樣，可以負責任地與讀者直接辯論對話。
《大事件：記香港WTO採訪》把主流記者放在前，把民間記者放在後，有可能使人誤以為要把兩者來一個比拼，不過我想，這不是好的讀法，較恰當的讀法是了解兩者兩類媒體的制度限制與可能，並由此想像如何改革香港的媒體制度及環境，我猜，這正是此書的意義。
幾天前的社會論壇，杜耀明說，我們不要老是批評，要找出路，要探尋好的實踐可能；這是好的建議，希望大家也朝著這個方向，去閱讀這本書，去批評這本書，去思考這本書。
我越來越覺得，主流記者與民間記者互相罵臭與抹黑，大概只會令每天施展淫威的媒體老闆與管理層笑呵呵，因為他們是躲在幕後的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