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探討『社會科學(主要是經濟學)如何說道德』相信是許寶主要的理論工作之一，要注意不只是『說不說道德』，更是『如何說道德』，因此以人文學科的視野或分析工具(諸如他經常強調的“修辭分析”)去介入經濟學論述，也就變得可能。許寶重讀了兩篇經濟學大師的經典，用意即是如此。
忽然間殺出了一名專欄打手(也許不是『忽然間』了)，說許氏『抽水』且『混淆視聽』，又說香港自由派其實很講道德的，你老許不要以為我是『市場法西斯主義者』，大有『你屈我呀？你以為你屈到我，其實你屈我唔到架！』之勢，暗叫許寶強『滾回去攪你的文化研究吧』，但攪文化研究，不就是研究這些嗎？況且許寶根本是經濟學出身的。作者行文充滿如梁立人般的莽撞味道，老蘋白粉一個樣。
經濟學人當然會說道德，然而他們怎樣講『道德』才是重點。作者說『風俗習慣不是一朝一夕，要由細做起，潛移默化，教孩子注重公德，他們長大後，就會奉公守法，既可補市場之不足，又能減低政府的監察費用』，算是哪門子的『自由派』？莫非貴幫派的核心精神就是『補足市場，減低政府開支』？那不是手段嗎？目標呢？喂講完嘞？
話說回來，如果說職業(業餘？)打手如陳也及此文作者也算是『自由派』，那麼香港的自由派，是屬於哪一種『自由派』？還有作者所說的『左派』於香港的政治光譜之中是否只有一種面向？至少筆者身邊不乏關注社會運動發展的人暗罵許寶強『黐線』。那麼這單一籠統的『左派』又被約化成甚麼模樣？還是只是一個無人陣？為甚麼出現了這個無人陣？
專欄專論
A08 蘋果日報
謝毅
2006-12-23
蘋果批
蘋果批：左派的離間計
真係無陰功！可憐佛老屍骨未寒，嶺大的許寶強就急不及待出來「抽水」，指摘佛老數典忘宗，不懂國富精神，無資格繼承史密斯的衣缽云云。
堂堂一個經濟學泰斗，竟然不懂國富精神，要許寶強「指點迷津」？真是天大的笑話！不要忘記，許寶強只係搞文化研究，經濟學不是他的「專業」，卻又班門弄斧，教訓起佛老來，真是何德何能？當然，人總有錯，佛老也不例外。要判斷誰是誰非，到底還是要講道理的。問題是，許寶強究竟講了甚麼「道理」呢？
說出來有點搞笑。他聲稱「重讀」《國富論》後，「發現」史密斯並非「只講私利，不談道德」，反而有情有義，強調制度要公平，不可偏私，又贊成保障弱勢社群，認為「高工資」及「低工時」對工人有利，值得支持。連消帶打，「暗寸」今日以佛老為首的自由派，反對公平競爭法、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是助紂為虐，違背了史密斯的「原意」。
如果史密斯在天之靈，知道有人如此「解讀」他的說話，恐怕會氣得七竅生煙。可不是嗎？撇除「公平」二字意思含糊不論（可以請教李天命），試問在自由派裏，有誰會反對保障弱勢社群？又有誰不嚮往「少勞多得」？不要將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跟史密斯的言論混為一談。前者是方法，後者是目標。目標得一個，方法可以有很多，如何取捨，要看成效。立法規管工資工時，只會適得其反，不是一個好方法。一如口渴要飲水，但肯定不是海水，更加不是天拿水。
如此簡單的道理，經濟人當然明白，不會上當。只是許寶強的「對象」不是我們，而是普羅大眾；透過拿史密斯的「好言相勸」大做文章，陷自由派於不義，讓讀者以為我們鼓吹「市場萬能」，排斥道德，是「偽自由派」，這實在是天大的冤枉！無錯，我們相信市場之能，懂得自我調節，不用政府胡亂干預。但我們也明白，調節需要時間，是長是短，取決於競爭的強度。換言之，競爭愈激烈，市場的運作就愈暢順。相反，政府就要發揮作用，協助市場重回正軌。但山高皇帝遠，政府管不了那麼多，顧此失彼在所難免，這時就要靠我們的自律──最起碼的自律，不要因為冇王管就胡作非為。要社會成員自律，離不開道德灌輸及倫理規範。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你要搞好清潔衛生，政府與市場缺一不可。但張五常教授提醒我們，若沒有相應的風俗習慣作配合，只會事倍而功半。風俗習慣不是一朝一夕，要由細做起，潛移默化，教孩子注重公德，他們長大後，就會奉公守法，既可補市場之不足，又能減低政府的監察費用。由此可見，自由派既非支持無政府主義，也不是「只講私利，不談道德」。許寶強以為我們不懂國富精神，若不是太無知，就是太無賴，有意混淆視聽，離間自由派，欺騙讀者。我無意一竹篙打一船人，深知左派也有講道理的。想當年，有一個老左派叫蘭格(Oskar Lange)，是米塞斯死對頭，但承認受到他的啟發，知道「競爭」的重要，將之融入計劃經濟中，發明「競爭的社會主義」(Competitive Socialism)。蘭格本人不敢邀功，建議在中央計劃局的大廳裏豎立米塞斯的銅像，以垂永紀。這是識英雄重英雄的表現，怎會像今日許寶強之流的左派那麼無出色，只懂玩離間！
另貼上許寶兩篇重讀文章以供參考。
論壇
C15 明報
許寶強
2006-12-18
思潮
沒有公正公義 何來自由經濟？──告別Milton Friedman 重讀Adam Smith
不幸的是，強調公平和關注受壓迫工人福祉的阿當史密斯，死後卻漸漸被後轉化成只講私利、不談道德、鼓吹放任自流和不干預政策的教條主義者。
經濟學家佛利民逝世，本地傳媒紀念他的文字中，除了把佛氏與自由經濟連在一起外，也有不少提及阿當史密斯，或指史密斯是佛利民的「偶像」，或指佛利民是史密斯的信徒，更有論者斷言當代的經濟學家，沒有人比佛利民更能繼承史密斯的衣。而據《華爾街日報》（06 年7 月22 日）在佛氏逝世前發表的訪問，佛氏最想邀請共進晚宴的已故或在世經濟學家當中，史密斯排名第一。
然而，佛氏究竟承繼了史密斯的什麼「衣缽」？除了「無形之手」和「自由放任」等口號之外，本地論者似乎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太多的線索。
公義與公正貫穿史密斯著作
專研史密斯思想的美國維珍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商學院教授PatriciaH. Werhane 指出【註1】，作為18 世紀的思想家，阿當史密斯認為：
「社會只有在憲法、秩序和公正的制度框架內才可以運作，而這種框架則具有堅強的社會道德和宗教基礎。」
Werhane 進一步指出，公義╱公正的論題貫穿史密斯的所有著作中。對Werhane 來說，「平等對待」（equality of treatment）和公義╱公正是構成史密斯理想中的自由經濟的基本條件，因為「離開公正的框架，任何一種市場都不可能運作」，而「只有當競爭在地位相等的各方面（parties）之（間）進行，市場才最有效率，最為公平」。
Werhane 認為，史密斯被廣泛引用的「無形之手」（只在《國富論》中出現了一次） 之說，是在公平對待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前提之下才起作用，如果市場競爭不公平，或法律偏幫某些群體（例如「出現了不誠實的契約、不公平的銀行操作、操控價格的陰謀」），造成壟斷，那麼「無形之手」是無法起有效率和公平地分配經濟資源的作用的。
非自由放任有選擇地干預
另一方面，正如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Emma Rothschild 指出，儘管經常被有意或無意地誤解為自由放任的鼓吹者，但史密斯真正針對的，並非是所有的政府干預，而是會造成特權和不公平的干預；而他所指的「政府」，也不僅僅是國家行政機關，還包括教會、地方議會、行會和企業對個體的管規。因此，史密斯除了反對國家限制貨品入口，造就本土企業的壟斷以外，還反對當時英國教區會和教會執事所定下的規條（例如限制窮人自由流動）、反對地方自治團體和行會（guild） 對學徒的不合理管制，以及反對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行為等。此外，他又支持對富人的馬車採取累進稅，使「富人的懶散和虛榮，能以非常容易的方式轉化為扶貧的貢獻」【註2】。
史密斯反對的是各種壟斷和伴隨而來的權力濫用。對史密斯來說，壟斷是對自然秩序的邪惡破壞，因此他極力鼓吹要讓成千上萬的小教派、小生產者、工人能夠自由地從事各種宗教和經濟活動，這也是他理想中的自由經濟的真義。
史密斯贊成提高工資減少工時
換句話說，史密斯「質疑的是不公平的法律，並非管制本身」。對史密斯來說，普通工人是最受壓迫的一群，受行會、地區議會和移民法壓迫。因此，《國富論》第5 篇表述得很清楚， 「社會有責任為窮人提供能夠據以『改善他們狀』或進行競爭的手段」。史密斯明確指出，他認可某些對工資的規管。《國富論》第5 篇這樣寫道：「當規管……對工人有利，就是公義和平等；但當規管有利於老闆時，那就或許並非公義和平等了。」
此外，基於公平原則，史密斯贊成高工資。除了公正，高工資還有其他好處：「充足的勞動報酬……豐富的生活資料，使勞動者體力增進，而生活改善和晚景優裕的愉快希望，使他們益加努力。所以，高工資地方的勞動者，總是比低工資地方的勞動者活潑、勤勉和敏捷。」
「對充足的勞動報酬發出怨言，就是對最大公共繁榮的必然結果與原因發出悲嘆。」【註3，上卷頁74-75】
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史密斯不僅贊成高工資，還倡議低工時：
「如果僱主聽從理性及人道主義的主宰，就不應常常鼓勵勞動者勤勉，應當要他們適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個行業，一個能工作適度的人，能夠繼續不斷工作，不僅長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註3，上卷頁76】
與當代的一些所謂自由經濟學家相反，史密斯對高利潤不滿，遠甚於高工資。在《國富論》第2 版以後，他加了一段「現實中，高利潤遠比高工資更趨向提高工作的代價」，因為他認為高利潤比高工資更容易阻礙競爭。史密斯批評當時的英國國會「並沒有法例阻止（企業╱行會）合謀降低工作的價格，但卻有很多（法例）阻止（企業）合謀提升工資」，而「所有地方的老闆有默契地以恆常和統一的合謀，把工資壓至其真實比率之下」，並指出老闆只懂投訴高工資的負面後果，而對高利潤帶來的各種惡果卻不發一言【註2, p.93】。Werhane 也指出，史密斯批評商人和製造業僱主經常勾結壓低工人工資，而地主則盡量把租金抬高。
結語
不幸的是，強調公平和關注受壓迫工人的福祉的阿當史密斯，死後卻漸漸被後轉化成只講私利、不談道德、鼓吹放任自流和不干預政策的教條主義者。他對於宗教的壟斷及偏見以及企業與行會對工人的不公義壓迫的批判，對政府干預以減少貧困的接納，均受到當代號稱自由經濟信徒的有意歪曲或無意誤讀。
看見長期容忍（甚至托市支持）地產金融業的高利潤和壟斷踐行（例如地產商的內部認購、分批推出、開售時間互不重疊的售樓策略和銀行公會長期的利率協議）、推出製造特權的優才移民法、容許低收入階層工資不斷被壓低、不斷打壓以至消滅成千上萬小販，以至長期封殺公平競爭法的香港，竟然被佛利民奉為自由經濟模範，我們這個終其一生反對高利潤和各種特權壟斷、支持工人自由流動和提高工資、鼓勵成千上萬小生產者自由競爭、說出「各個人的自由……全賴有公平的司法行政」【註3，下卷頁284】的阿當史密斯，是否還願意接受邀請，出席「繼承其衣」的「信徒」為他設下的晚宴？
參考資料：
1. Werhane, Patricia H., Adam Smith and His Legacy forModern Capitalism
2. Rothschild, Emma, Economic Sentiments -- Adam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3. Smith, Adam (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R.H. Campbelland A.S. Skinn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中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許寶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論壇
A28 明報
許寶強
2006-09-25
思潮
在後積極不干預時代重讀海耶克
在作為一種政府修辭和意識形態的「積極不干預」已死的時代，儘管我們不必一定要贊同或保衛自由市場經濟哲學，但利用這機會認真一點地重讀海耶克，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含混不清的概念(或修辭、口號)，提升公共知識的水平，深化政策爭論的意義。———許寶強
特首曾蔭權公開指政府一直以來都不是以「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藍圖」，引起港府是否已放棄「自由主義經濟」的質疑和爭論。儘管特首的進一步解話，重複強調政府「沒有背離自由市場經濟哲學」，但所指的具體是什麼，卻仍不甚了了，因此未能平息疑慮。
要知道政府是否「背離自由市場經濟哲學」，特首的解話自然不能完全作準，至少還需要分析什麼才算是「自由市場經濟哲學」；回歸後老師仍教導學生「積極不干預」是否「教錯」，也得要透過仔細檢視和比較政 府過去與現在的經濟政策：例如戰前的鴉片專賣、戰後 直至 2003 年才廢止的白米進口配額制度、大型的公共房屋發展、公共交通和發電的專營制度、聯繫匯率和長期容許銀行公會決定利率上限等政策，是否都依據自由市場經濟哲學？算不算是「積極不干預」？要回答這些問題，自然不能單靠一兩句口號。
在自詡為自由主義天堂和知識型經濟的香港，如果政府和傳媒對「自由市場經濟哲學」的理解，只剩下一句語義不清的「積極不干預」，又或是另一句同樣是語義 不清的「大市場、小政府」，那麼，不僅老師無所適從，本地認真的自由主義者恐怕也會感到難堪。
自由主義經典
要談「自由市場經濟哲學」，自然不能迴避海耶克( F . A . Hayek )。然而，像其他重要作家一樣，海耶克經常被引用而很少被認真閱讀。只要仔細翻一翻他那本被 奉為(新)自由主義經典的《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 【註一】，不難發現，很多流行於公共討論中的「海耶克學說」，並非作者的原意。
一些流行版本的「自由主義」，喜歡引用海耶克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或認為政府干預愈少愈好，或強調放任自流( laissez faire )。也有引用海耶克來反對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例如反對最低工資、公平競爭和社會保障等。我們暫且不論為什麼這些「自由主義」只選擇性針對個別政府政策(例如鮮有批評政府的公共交通和發 電專營制度，又或質疑聯繫匯率政策是否「干預過多」)，只集中分析海耶克是否真的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真的認為政府干預愈少愈好？ 真的相信放任自流？完全反對最低工資、公平競爭和社會保障？
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三章「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中，海耶克直接談到他對計劃(或政府干預)的理解。他明確指出，儘管政府計劃可被用作為推動「社會主義」這無法達至的烏托邦的手段，但也可以用來促進競爭。因此，他反對的不是所有的政府計劃，而是嘗試以特定的方法把社會資源導向特定方向的單一計劃。
海耶克提醒我們，「絕不要把反對這種計劃等同於放任自流的教條」 (It is im portant not to confuse op - position against this kind of planning with a dog - matic laissez faire attitude , p . 41 )，對海耶克來說，自由主義論點支持的是以市場競爭來協調人類活動，而非要求政府什麼也不做。相反，要保障自由競爭的出現，政府有必要干預，以造就競爭的市場條件(例如阻止壟斷破壞市場競爭)，這也就是 所謂的「為了競爭而做的計劃」(planning for com petition ) 。
海耶克認為，要促進和保障市場競爭，政府除了要為市場提供私人企業難以完成的大型基本建設外，還得在價格體系鞭長莫及之處(他認為這是普遍存在的)，提 供另類協調經濟活 動的方法；此外，政府在確認私產和自由合約之餘，還要確保私產擁有者必須承擔使用其私產對他人造成損失時的責任，也必須在市場出現欺詐行為時進行干預。
海耶克總結，要確保市場競爭，並在市場失效時協調社會運作，政府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而「如果政府什麼事也不做，將沒有任何一種 制度能被合理地維護」 (In no system that could be rationally defended would the state just do nothing , p . 45 )。
海耶克不僅提供了一些政府應如何干預的原則，在一些具體的經濟政策中，海耶克也曾毫不含糊地表明他的想法。例如他認為禁止或規管使用一些有毒的物質、要 求特定的衛生安排和限制工作時數，是完全可以與市場競爭並行不悖；而提供廣泛的社會服務也不一定與市場競爭矛盾，只要這些社會服務並沒有令競爭在大範圍中失效 (To prohibit the use of certain poisonous substances or to require special precautions in their use , to limit working hours or to require certain sanitary arrangements , is fully compatible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competition . . . Nor is the preservation of competition incompatible with an extensive system of social services - so long a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se service is not designed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competition ineffective over wide fields . p . 43 )。
政府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1945 年 4 月，海耶克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回答兩位芝大教授提問時，曾明確指出，儘管他認為對所有行業都適用的最低工資立法並非是達至其目標的明智方法，他並不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因為這能夠造就整個制度(市場)的平等條件。此外，在被問及是否反對政府應組織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他也清楚地表明並不反對，只對這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強制性的問題上有所保留；而在被問及是否支持一個保障全民都能獲得最低收入的設計時，他也毫無疑問地回答「支持」【註 二 】。
事實上，對於能夠促進或補充競爭機制的政府干預，例如造就條件，不容許個人或社群以公開或隱蔽的力量阻礙，讓所有想進入市場貿易的人將以公平的條件進入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entry into the different trades should be open to all on equal terms and that the law should not tolerate any attempts by individuals or groups to restrict this entry by open or concealed force . p . 42 ) ，海耶克不僅不會反對，甚至會熱烈支持。 循這思路， 我們也很難相信這個「自由市場經濟哲學」的大師，會 依據簡單的「積極不干預」或「大市場、小政府」口號 ，先驗地反對「公平競爭法」。
對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海耶克絕不會從簡單的「積極不干預」或「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不加 識別地反對一些具體的政府政策。因為問題不在於政府 是否需要「干預」，而是應在什麼具體情況、依據什麼原則和以什麼方式來干預，這取決於干預(或計劃)是否能補充競爭失效或促進市場競爭。
在作為一種政府修辭和意識形態的「積極不干預」已死的時代，儘管我們不必一定要贊同或保衛自由市場經濟哲學，但利用這機會認真一點地重讀海耶克，或許能 夠幫助我們擺脫含混不清的概念(或修辭、口號)，提升公共知識的水平，深化政策爭論的意義。
1 . 《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 The Uni 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譯可參閱王明毅等人的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2 . Hayek , F . A . (1994 ) : Hayek on Hayek - An Auto bio graphi - cal Dialogue , edited by Stephen Kresge & Leif We nar , Uni - versi ty of Chicago Press , PP . 108-123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