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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斷裂的歷史脈絡:我們為甚麼要保護荷李活道中央書院遺址

不能斷裂的歷史脈絡:我們為甚麼要保護荷李活道中央書院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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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雅寧

政府打算拍賣極具歷史價值的荷李活道中央書院遺址,國父孫中山會否不敵地產主義的惡勢力,暫時是未知之數。究竟區內居民怎樣保衛這片自1843年己屬社區所有的土地呢?中西區關注組成員於本文詳述事件始末。

故事該從2005年中說起。當時中西區區議會舉辦了一個「手牽手,護古樹」活動,要求保護荷李活道警察宿舍的古牆古樹。我在這區居住了三十多年,荷李活道、城隍街是我差不多每天都會經過的地方,而圍著警察宿舍的古牆和攀附在上面的垂榕,確實是陪伴了街坊多年、為這區增添點點古意的「老朋友」。當下決定參加,還呼喚兩名小朋友自製紙牌,心想這應是最好的公民教育。

活動當天是星期日,陽光普照。我們排排坐在榕樹下聽區議員、建築師學會代表發言。當時我心裡暗想,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這片土地空置了這麼久,期間政府亦曾討論過將它用作興建街市、泳池等文娛康樂設施,而我們這區又確實缺乏公共休憩空間,為甚麼我們現在只要求保留古牆古樹,而不是整片地皮呢?手牽手沿著宿舍圍牆走了一圈,隨即找來區議員查問,發覺政府決意拍賣這地皮,連區議會也沒有辦法,唯一只能要求保留古牆古樹。

會後碰見為主辦單位做義工的街坊何耀生,談到可以為這裡做些甚麼。初時真的是漫無頭緒,不知由何處做起。最後我們(另加兩名街坊)草擬了一信向立法會申訴部投訴,過了不久亦得到立法會議員接見,但也似乎沒有甚麼可以在立法會做得到。

在一次街坊討論會中,有人提起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過往屬於GIC(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九八年政府始將地皮改劃作住宅用地。根據城規條例,任何市民均有權就土地的用途提出規劃申請,我們於是決定向城規會申請將荷李活道警察宿舍改劃回GIC,並註明用作發展文化及歷史用途。入紙是2005年8月25日的事。

中央書院

為甚麼我們想將這片土地用作發展文化及歷史用途呢?要知道,上環是開埠初期港島內最早發展的地區,是早期華人的聚居地,至今仍遺留不少歷史痕跡,如區內的孫中山史蹟徑,就紀錄了國父早期在香港的活動,包括他的住所及曾就讀的學校。事實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本身就是孫中山史蹟徑的其中一個景點,因為宿舍的前身是香港歷史上著名的中央書院(即現今的皇仁書院),孫中山先生當年正是就讀於歌賦街的舊校,而建於荷李活道的新校,孫中山先生亦曾以學生身份出席奠基儀式,這是絕對有歷史根據的。

皇仁書院前校長John Stokes在其編撰的校史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 1987裡曾提及一段小插曲。話說1884年4月26日的荷李活道新校奠基儀式由港督寶雲爵士主特,孫中山先生亦有出席,當時一名在場的學生Walter Bosman後來憶述,有人曾將一些金幣埋在位於校園東北面的基石底下,但學校建成後至今無人能找出基石的位置所在。若所言屬實,這塊重要的基石和金幣今天仍埋在警察宿舍的地基下,等待我們發掘和研究。

荷李活道中央書院建成於1889年,是當時除大會堂外全港最大及最宏偉的建築物,後被尊稱為The Old Lady of Aberdeen Street。當年能入讀中央書院,地位等同英國專為王室貴族而設的伊頓公學(Eton),可見中央書院在當時社會上受尊崇的程度。

中央書院的歷史重要性並不止於孫中山先生。中央(皇仁)書院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間官立中學,為華人提供世俗化的西方教育,是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的搖籃。由於開放給非華人就讀,培養學生發展自由的人生觀及更具世界視野。重視英語教育,訓練出中英語流利的人才。中央書院是香港師範教育的始祖,亦直接造就香港大學的成立,可說是香港教育發展的歷史見証。創校一百四十五年來為香港以至中國培育大批人才,包括國父孫中山、何啟、胡禮垣、唐紹儀、廖仲愷、何東、陳錦濤、王寵惠、溫宗堯、黃文山、謝纘泰、簡東浦、羅旭龢、羅文錦、韋玉、律敦治、利希慎、霍英東、何鴻燊、文洪磋、張永賢、黃義華等,現特區政府的許仕仁及黃仁龍亦是該校的畢業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治期間荷李活道中央書院校舍損毀嚴重,淪陷時期更成為日軍騎兵部隊司令部,學生的書桌淪為飼料箱。日軍撤退後,本地人從校舍拿取木板生火取暖。1944年一場大火摧毀校舍頂部,校園物資盡毀,但有人在瓦礫中尋回校長Dr Bateson Wright 之半身像。

1948年校舍清拆,1951年建成兩座已婚警察宿舍及少年警訊會所,特首曾蔭權亦曾居於此。可幸的是,經過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變遷,中央書院部份原建築仍然保存至今,包括整個地基,圍繞該址的圍牆和擋土牆,多組花崗岩石柱和柱墩,士丹頓街入口石階及連接上下平台的一道大石階,都是過百年的古蹟。雖然部份圍牆曾因破損而需修建,但不失其完整性,從中亦反映出它所經歷的一段艱苦的歲月!

戰後,位於士丹頓街和鴨巴甸街部份的圍牆,每年七月十四舉行盂蘭勝會至今超過五十年,而在鴨巴甸街和荷李活道交界圍牆,每年二月舉行驚蟄節活動。這都是街坊的重要宗教節日,亦是我們社會文化遺產。

城隍廟

近日,我們就中央書院遺址發現進一步歷史資料,根據歷史學家 Carl T. Smith 於1973年撰寫的 "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3),早於1843年開埠初期本地華人已選擇在荷李活道(即後來中央書院校址)興建一座城隍廟。這是殖民地時期本港第一座華人的社區建設項目,當時的廟宇除供祭祀用途外還發揮社區會堂的功能,供居民開會處理糾紛。1852年Rangel先生買入土地,在城隍廟周邊興建50間房屋。1876年政府買回土地,籌建中央書院並拍賣所有物料,城隍廟被拆卸。

城隍即守護城池的神,也是神界的司法官,主宰法治。這片土地由開埠初期已守護著香港人,可說是香港精神的根源所在。遺址旁的城皇街,見証著這一段早已湮沒的歷史。附近不遠的文武廟至今仍供奉一尊城隍像,不知是否城隍廟的遺物?

歷史脈絡

由城隍廟至中央書院以至荷李活道警察宿舍,我們可看到一個清晰的歷史脈絡:城隍廟(城市的守護者,主宰法治)——中央書院(香港精英搖籃,國父的母校)——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司法前線人員、特首曾蔭權先生的舊居)。城市守護者、教育與改革、法冶精神 — 這片土地把香港的歷史脈絡一一串連起來。

一百六十多年前本地華人選擇在這裡興建他們最重要的廟宇,供奉城市的守護神;四十多年後政府又選擇在這裡興建它最宏偉的學校,培育了無數的社會領袖;六十多年後政府在這裡興建了兩座樸實無華的警察宿舍,竟也孕育了我們今日的特首。我想這一切並非偶然,撇除風水學的解釋,「地靈人傑」大致可概括在這片土地上出現的選擇和巧合。

但對市民大眾更重要的是,百年不倒的圍城古蹟本身就是一個記憶的載體,它所蘊含的歷史層次和深度建構著這城市的人文精神。究竟我們要怎樣保育這個空間,方能令它對市民大眾有意義,成為一份可承傳下去的文化遺產呢?

規劃與古蹟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政府至今仍堅持拍賣這片土地,剛通過的規劃大綱,容許地產商在上址興建兩座三十多層高的住宅大廈,附設垃圾站及停車場,而極具歷史價值的圍牆石階,毋須完整保留。地產主義繼續以壓倒性的力量摧毀我們的文化遺產,連孫中山史蹟徑的一員亦不能倖免。在這過程當中,古物古蹟辦事處充當著文物打手的角色,以其所謂「專家」的身份操控古蹟的生死,在未有對中央書院遺蹟進行任何考古勘察及進一步歷史探究的情況下,以「石牆曾經破損及維修所以沒有歷史價值」為理由,支持政府的賣地決策。

當民間正在討論古蹟的深層歷史含意的同時,我們的「古物專家」仍是著眼牆上的一塊塊磚頭!

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是,在圍牆內興建兩座三十多層高的屏風樓還能「妥善」保育古蹟,反而最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石牆古樹將淪為豪宅的裝飾品,花崗岩石柱(由於不需原址保留)將成為豪宅噴水池的點綴,古蹟的歷史價值將成為豪宅的賣樓噱頭,也將成為樓盤的改名靈感:「中山豪庭」、「特首豪庭」或者是「城隍居」,適隨尊便,呎價包保萬元以上。

爭取保育荷李活道中央書院遺蹟並非單純的古蹟問題,它也是一個規劃問題。在這個賣地主導規劃的城市裡,屏風樓愈起愈多,人民可享用的公共空間愈來愈少。以荷李活道地皮為例,附近就有兩個大型的市區重建項目—H18和H19,發展密度之高將會是史無前例,所帶來的交通及環境負荷將徹底摧毀這社區原有的和諧,而市民將會是承擔政府錯誤規劃的受害者。

再接再勵

由於首次申請未獲接納,今年1月22日我們三位中西區街坊再次入紙城規會,申請將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地皮改劃作公共休憩空間和社區用途,現正進行公眾諮詢,直至本月23日。我們相信市民有權規劃屬於社區的空間,我們的建議平衡了發展和保育 — 發展並不是單一式向高空發展,而是拓展市民呼吸的空間,拓展市民認識自己歷史的空間。透過完整原址保育中央書院遺蹟及規劃作休憩用地/社區設施,我們可有效地發掘和釋放這珍貴遺跡的歷史記憶,為它賦予新生命,給社區以至全港市民尋回一份久違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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