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我還是個少不更事的小學生，在七月一日回歸的前一天，像平日一樣一邊坐巴士回家，一邊欣賞馬路旁的大樹。坐在上層的車廂中特別清涼，看到洋紫荊樹被赤紅的太陽曬得通透，心裡想到今天是殖民地最後的一天，不禁流下淚水，雖然並不認識大英帝國。當時真的想不出有什麼合理的理由去留戀殖民地的生活，只覺得在明天這一株洋紫荊樹不再高貴、有氣質，這一株樹與廣州馬路旁的大樹再沒有分別，過了今天它只是一株普通的樹。
在回歸後的第一天開始，我沒有再看樹，這名任性的小學生沒有產生了一個「我是中國人」的意識，相反，一連串的回歸慶祝活動反而令我覺得十分悲涼，今後我又何去何從？我是誰？或者我可以是誰？我還可以僅僅只是香港人嗎？雖然是由小學生提出的問題，但在當時有大人懂得答嗎？
當時，我那一對在十多、二十年前由國內移民來香的父母對回歸感到十分高興，我不明白他們；同樣地，他們也不明白我。我開始了思索「我」的身份。對「身份」一直都感到濛濛朧朧，還記得當年在小學課堂上的自由寫作時寫了篇「假如我是一名英國人」來化解當時心內的矛盾。
當天的擔心今天好像沒有了，是淡忘了英國人？還是成功地建立起另一種身份的認同？董先生對大部分的香港人來說，都不認為他有效地管理香港社會。但對於我來說，他卻是我對香港人的新、舊定位的分水嶺。在風雨飄搖的年代中，我看見了一個又一個的文化英雄、博學多材的公共知識份子、賦有社會責任的學者為我拂去雲霧，令我更清楚看到自己的身份。
到了事後回想，沒有一刻明顯認同了自己或創造了自己的身份，反而是在體會各種生活經驗後、在大眾傳媒、文化界、評論界、學者的討論、分析後，身份才一點一滴建立出來。到最後我發現這一切是建立在「自由」上，只要香港還有自由，我還希望是香港人。
由懷疑到認同，產生了本質上的分別。除了思考如何在這片土地上如何生存下去、如何維持生計外，還在想「在自由中，我可以追求什麼」，相信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問題。上一代的人會保釣，我這一代的人會保鐘樓、會保樹。由正氣澟然的民族大義改為身旁的事物，一切也更親切，重要的是可觸摸。不管是痛，還是冷或暖，總之大家也想有感覺。在後殖民社會上多了一個名詞﹕「集體回憶」。今天是我們的時間，這裡是我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