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於今期基大電子報，尚有文章如下：
基大電子報第246期 (5/4/07) 首屆香港社會論壇總結
1.【文章推介】：首屆香港社會論壇總結
2.【文章推介】：民主是一個烏托邦?
3.【文章推介】：從社區經濟思考抵抗新自由主義
4.【基進視覺】：龍場悟道五百年
5.【活動推介】：「環保家居清潔隊」
6.【活動推介】：「瑞士無血汗電腦」討論會
7.【活動推介】：五一「尊嚴．希望」大遊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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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場悟道五百年 阿丙
就在過去不久的2005年，國內發起了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的紀念活動，紀念活動的初衷，是籍這中國歷史上的光輝一幕，建立民族優越感，從而產生民族的向心與認同。可這紀念活動的提出，後來亦同時翻開了中國航海事業跟西方航海事業的比較，有人嘆息中國人的航海技術較西方先進百年，為何就不能早著先機，成就全球霸主的偉業；但亦有說法提出，這個才是我國優越的地方，縱使掌握了先進技術，卻沒有用於屠殺、宰制、奴役其他民族，就如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沒有大力 “發展” 作戰爭用途，堪可作為中華民族深以為傲的文明素質。若回看現今中國社會現實，現代化的急速進行，一切以西方文明馬首是瞻，中央正強調 “發展才是硬道理”，加上受西方原教旨式相對主義的浸染下，這種對於文化的比較與反思，對於中國步向現代化時該如何避免西方暴虐歷史的前車之鑑，實在是珍貴的。
只是在這 “全球化” 的滾滾洪流下，可以怎樣繼續開拓這樣的反思空間，在全球化巨浪吞噬著的同時，怎樣繼續發掘可供塑造自我、自主、自立的思想資源。我想，王陽明的 “致良知” 和 “知行合一” 說能多拓一些這樣的空間。
大家知道，王陽明就是那個生於明朝中葉憲宗八年 (1472年) ，書香世代，年幼時便語出驚人提出讀書最重要不是登第，而是學做聖人；讀經之餘，秉承孔子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鑽研軍事兵法；因朱熹一句「萬物皆有表、裏，精、粗之二面，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遂摘下竹枝苦思，參不透而病下。於二十九歲時考上進士二甲，當官。至三十五歲，武宗登基，重用宦官劉瑾，聲色犬馬，揮霍窮奢，勸諫官員或遭殺害，或遭詔獄，或遭貶官，王陽明則受了四十廷杖再貶為貴州龍場驛站長。上任途中劉瑾刺客緊隨，本欲流亡卻怕連累鄉親父老，龍場就任卻擺脫不掉死亡陰影，端坐石棺聽天命，迎死亡。刺客不來，唯有如常生活。一晚，猛然醒覺聖人之道，吾性自足。精神抖擻，為民生，搞建設，除疾病，種桑槐，辦教育，親生民。承一生之憂，忘一朝之患。其時三十七歲，公元1508年。
陽明學說與現代性危機
在 “八十年代訪談錄” ，甘陽曾談及改革開放後，重辦大專教育之初，他們一群接觸西學者，最推崇的思想家是海德格爾，視為當代西學的顛峰，就在中國迎接現代化的同時，他們卻彷彿提前預視了現代性即將帶來的問題。簡單言之，就是正如韋伯說的現代性伴隨的世俗化、理性化和社會範疇的分離割裂，人身處現代社會亦同時陷進各社會機體的技術配置，例如巿場的效率或是官僚的程序，各技術體系建立的結果是個人自主的喪失，事事依循技術規範行事，只循工具理性，成了單向度的人。用海德格爾說法，就是失掉了 “本真性” ，而海德格爾特別的地方，是他不單把這種本真的喪失單單歸因於以上制度，更且聯上語言，尤其柏拉圖以降的形而上學二元論，每次使用語言便是給言說對象 “擲入”，便是把本來開放而意蘊無窮的言說對象限定而成為 “存在者”， 結果卻成為存在自身的隱蔽轉瞬。西方文明發展之弊便正是沉溺於存在者的思辨而倒忘了存在自身。如何走出這西方文明的困境？海德格爾的提法從某角度而言可謂頗為悲觀的，因為存在的呈現總脫離不了存在者，亦即存在本身總是被存在者所遮蔽，故存在的澄明便只有在存在者身份轉換的瞬間。領受存在之光的一個途徑是透過 “思／詩” ，另一個途徑，尤其對於積習已深的人們，便要透過 “死亡” 領會無所依憑的畏，將社會附加於我們身上的價值、意義層層剝落，從而真正直視存在自身。恰似老子所言 “無為天地始” 的 “無” 但又蓄勢一綻而成萬有的狀態。唯海德格爾斷定存在的成全只有籍著存在者，故領受存在之光便要籍著思／詩或是死亡過程的永劫回歸。
在此不嫌粗疏帶出海德格爾對西方文明的判斷，一方面是想竅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知識層受到了怎樣的西學衝擊，另方面亦是想籍此帶進在此西潮下，中國文明可以怎樣回應的 “可能性” 問題。
若然比較海德格爾對存在的叩問和王陽明龍場悟道的過程，可發現兩者的開始是如此相像。比如死亡，同是透過死亡的歷鍊，個人才能超脫於人身處其中的層層意義之網，面對死亡，王陽明擺脫的既是名利爵祿，個人榮辱，對聖人的攀附，亦更是生死大度陷溺的超脫。
唯王陽明跟海德格爾終究是不同的，就在海德格爾不斷叩問存在的時候，王陽明開僻了另一條路徑：致良知。
海德格爾說跟致良知最大的分別，是海德格爾的存在跟存在者總超脫不了澄明、隱蔽的二元觀念架構，而致良知則在意義之網層層剝落後，對仁心本性作出直下覺悟，直下肯定。從新領悟存於心底的是非、惻隱、羞惡、辭讓之心。籍以觀照蠅營狗苟，或為權勢，或為名利，或為私欲，或為習氣，甚或擴而廣之以巿場效率之名，官僚程序之章而導引的 “非本真” 生活。就在海德格爾苦陷於存在與存在者的二元建構時，王陽明便敞開了 “心即理” 的知識論模式，將當時儒學主流朱熹的心、物二元觀作出巨大逆轉，將 “先格物，後致知” 的唯物知識論體系，轉為 “窮格物，致良知” 新解；因為窮格物，所以不是單純唯心，又因為致良知，所以亦不純是唯物，從而達致心、物二元的圓融歸一。從海德格爾既想擺脫二元思維傳統，可終究就是跳脫不了，王陽明五百年前的躍進不是太了不起嗎？若以今天的角度看，王陽明提出的不正是 “解釋的真” 嗎？這個不正是海德格爾門生加達默爾的詮釋學進路嗎？
訓詁反思，知行合一，再創思潮
王陽明致良知說的一大啟悟，是對朱子訓詁傳統的反思，這樣的反思放到今天中國的現狀，難道不是別具深意嗎？就像 “八十年代訪談錄” 中提及的，中國在八十年代有思想，卻沒有學術；可今天倒是有學術，卻沒有思想。有學術，卻沒有思想是甚麼？不正是死抓學術規章的 “訓詁” 嗎？這個難道不可說為 “方法學上的訓詁” 嗎？以 “為學術而學術” 之名，而就輕輕的略去知識本就源於生活，知識本就為了生命的解放這基本課題嗎？
比如當大家看到中西文化比較的論爭，一個常見的批評方法，是指摘對方跟西方原典有出入，就此一併否定對方的價值。可若我們回看西學近百年思潮起伏，其成就之可能不正是他們在討論問題或觀點本源的同時，並不會將說法不同於道統者全盤否定，而是更重視各種說法的在地性與語境。這種重視背後的基礎是甚麼？難道不是這些思想家要 “直面” 他們的社會現實，不可為了理論的正統問題而將當下面對的社會現實作出扭曲，不能為了對權威學說攀附而矯揉造作，這個不正是 “致良知” 的一種體現嗎？
兼且，若細看 “思潮” 一詞，不就是已經意象著 “思海” 的潮起潮落，不正是已蘊涵了意義的生生滅滅，思的瞬間創造與消融嗎？
若看看王陽明理解的 “做學問” ，提出要問、思、辨、行，說的就是學不離問，學不離思，學不離辨，而以上三者，便可視作學問之行，因為就在問、思、辨的過程中，主體參與了 “做學問” 過程，而學問便不單是單向 “知” ，而是成了生活，成了實踐，成為了 “行” 。就在當現今國內慨嘆 “文化” 的失落而只餘 “文化知識” 時，知行合一的為學之道難道不是別具深意嗎？
又或看看王陽明談孝道，看重的是事親的誠意，強調知行合一，知之篤實是為行，知而不行是為不知。若以此對照各單位的 “為人民服務” 標語，不是成了最大的當頭棒喝嗎？
明年2008年便是王陽明龍場悟道五百年了，就在中國乘上現代化高速列車的當下，當巿場經濟與邏輯淹蓋了各地的傳統倫理，當利潤的追求埋沒了多少人的良知，小奸商為蠅頭小利不惜草菅人命，大奸商籍權力之便侵吞國家資源；當為人民服務成了為人民幣服務而大家不再覺詫然，當企業家以業績之名搾盡血汗，殆害生態，當大學群體變得重資源而輕教育，當教育從業者越加重論文而輕知識，重跟西方接軌而輕本土關懷…王陽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說，不是更加饒有意味，發人深省嗎？
在八十年代，經過了數十年的學術和思想封鎖，甘陽一代渴望追上西方，追求一種強調開放的，強調可能性的學說是可以理解，亦是必須的；只是追上了以後，如何開展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潮，建立扎根於本土的知識，以期在全球化的巨浪下保留自立與自尊。龍場悟道五百年的到來，也許可作為中國思想邁向新里程的一記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