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一直對和自己不相干的罪犯沒有太大的遣責，只要警方把罪犯繩之於法，恐慌便成了話題，然後被遺忘。但是，社會在道德層面的執著，使一些人即使不是十惡不赦，也會遺臭萬年。我們不會痛罵賊王張子強，甚至有人把葉繼歡當成偶像，以季炳強作榜樣，卻對拋妻棄子的人加以唾罵，對沒有公德的予以批判。若有一個市民法庭，性罪犯可能比縳架走私和買凶殺人的重判得多，最主要是因為他們對社會備受保護的一群施以毒手。當然，另一主要原因就是「現代陳世美」和變態強姦犯被傳媒揭露了他們最恐佈的一面：下一個可能係你。
尖沙咀槍擊案涉案警員的死因聆訊已公佈結果，從案件發生便被冠名警魔的徐步高，法官給予合法被殺的結論。鐵證如山，再討論徐步高是不是兇手已是沒有意義的事情；相反，就徐步高一案，傳媒的行事作風，令徐是嬴了人情，輸了道理。
從死因聆訊開始，傳媒對死者家屬的追訪，圖文並茂加送固定立場的報道，令讀者有了未審先判的感覺。新聞傳播學有一個叫「議程設置理論」(Agenda-setting Theory)，指出傳媒的報道有引導讀者思想的力量。百花齊放的描述和證據，在挖空心思的堆砌下，市民沒有鑑證和法律知識，都會意識到這個所謂警魔，是何等的聰明、自信和有力量。然而物極必反，當我們的想像到了某一個程度，有人驚醒起來並加以指責，傳媒的報道對在世者有莫大的心靈傷害，不論是死者家屬或是警隊人士，在鎂光燈的聚焦下，本已平伏的心情會再起漣漪，曾經低沉的士氣會再有起伏，實難以做到「令事實水落石出，盡快了結案件令警隊士氣恢復，受害家人得到心靈上的解脫」。我們開始對傳媒的手法批評，而在批評和世紀新聞兩權輕重後，監察者一如以往發揮其特長：置若惘聞。
於是，當我們每晚完成日日重覆的工作後，回家打開電視又看著重覆又重覆的新聞，我們感到煩厭和納悶，在看到徐步高的母親和妻子堅強和無悔地支持丈夫，我們開始想像徐步高雖然外表凶悍，但在家中是怎樣的一個好好先生，一絲同情便泛在心頭。最後，我們會好像對走私、貪污的人一樣，忘記如果他還在逃的話，對社會、警隊是構成多麼大的信心危機和影響，並作出結論：事情都已告一段落，死者已矣，何必還要如此窮追猛打？始終萬事留一線，對各界都有益處。
沒有人能考究益處是甚麼，但值得留意的是傳媒和群眾反應的關係。曾經有人指出傳媒會潛移默化影響人的思想，而在這個說法連普羅市民也掛在口邊時，我們便會有所醒覺，並對傾斜的報道作出個人的調控。即使理性告訴我們不可否認的事實，感性上也會令我們美化目前的畫面，加上我們意識中對傳媒的壞印象，促使徐步高輸了道德也能嬴到人情的結果。對於一個罪犯，這已算是一個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