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李維怡之邀而撰本文，主要內容修改自較早發表於香港獨立媒體的兩篇文章「遠觀利東街：殖民幽靈下的經濟自由與政治保守趨勢 (Aug/18更新)」與「遠觀利東（二）：由官僚機構取消的市民文化與空間權利」。經過一些新的討論與認識，雖有許多想法相同或者類似，但由於我捨棄前兩篇文章中的許多謬誤及多餘而重寫本文，故也就將原本兩篇從香港獨立媒體網頁上刪除。最後要說的是，這篇文僅是一個外來者角度的觀察，期待能開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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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區重建是一則神話，早從港英入駐前就開始被構想、敘述與謠傳要。理解它，必須放回整個殖民政府的都市與社會政策為主要理解軸線。如陳景輝說的，利東街以降的好幾個反拆除運動，似乎也漸漸有神話化的傾向，這必須是我們共同反省與討論的重點。
我們應該先結構性的理解當下二十多件市區重建計畫，和西九龍藝術區、大嶼山計畫，甚至迪士尼的進入，由於他們象徵新一波的空間再結構政策，隱然揭露了未來十到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內香港政府的經濟調節計畫，因此能讓我們窺見香港政治的官僚運作與經濟變動脈絡的一些趨勢，以及反省結構中的市民行動者。
在政治經濟的層面上，一方面，「重建」展現了政治經濟結構在不同尺度上的影響，其中包含了破壞後重建，來帶動房地產事業下遊的一連串建築周邊事業的意圖，藉此帶動經濟；它帶來的香港空間面貌轉變，也讓我們理解到香港政府在港、中新關係之區域政治的過程中將自己重新定位，也就是說，越與中國大陸接軌，香港政府會發現更加無力與此聯繫著龐大生產與消費市場的經濟體進行競爭，因此很容易轉向新的積累策略，而透過文化經濟（觀光、消費）可能是條出路。簡言之，「重建」讓我們看見政府固有的一套調節經濟發展的策略，如何反覆地產生物理空間與意識形態，供販售、發展。
另方面，百年的經驗，其實已經替香港社區組織者做了總結，即殖民式的強勢政治主導作用，早在新自由主義論述風行以前，就證實了「重建」一再倚靠委託私人的政策，完全忽略了空間的實際使用者。在過去，香港作為新市鎮規劃的樣版城市，就已經靠著拆除「窳陋」的木屋區而持續擴張市區版圖，同時又以功能性的角度在城市中安置市民，所以有觀塘之類的地區和其餘工業區及區旁的住宅。而如今當居民已深刻嵌埋、固著於一定的社會網絡中時，政府仍使用向私人機構靠攏老手法，我們都很清楚，政府如何以法令維護市區重建局的「利益」卻不保障被收購者一定的價格賠償。靠著成立非官方機構，掌權者躲避了政權結構中糾纏不清的利益結構與分贓關係，這是西方政權（regime）理論多所琢磨的。至於自由化、私有化的部分，則可從「領匯」的事件更清楚的看見，香港的殖民根基如何被順暢的串上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趨勢，毀損「所謂公共」利益。利東街事件發展迄今，應該日益清晰的是，上段談的大結構，主要仍是依據站支配位置的政治與商業菁英所控制。
第三，除了理解政治經濟的意圖和當下局勢，我也必須回頭看見，在香港政府早期施行新市鎮、市區重建的過程中，雖然靠著社工員的龐大體系來安撫市民，但都僅是鼓動發展的細微技術之一，是不同層次的意識形態手段，依據官僚構想的地圖，製造它所需要的人。晚近的重建過程中，雖然政府改採更積極的委託私人策略，可是我們並沒有見到政府更尊重市民，這也是因為殖民政權從來就是以支配者、指導者的角度在命定人群。換言之，政府除了有一套固有的空間與社會構想，他更積極的形塑「市民」，以上三點所彰顯的社會政治環境，不僅顯露了社區運動的面對的支配力量和群體，可能也暗示了社區運動本身藏有某些使自己成為自己之敵人的因素。
接著回到利東，亦從香港政府放置越來越多力量在城市行銷亦即「文化」範疇的這兩個面向開始，讓我們先談談「文化」，也順道看看政府的狡猾手段。但我們必須記得，城市政府花費再多氣力在「文化經濟」上頭，卻怎樣也不代表他認識到城市裡頭與居住者有關的文化，正如當下，即便市建局已承諾保下數幢利東街建築，但街坊、組織者們應仍知道這不意味著利東街運動的成功，甚至我們可以說，當被保護的利東建築物在整個重建區重新開張之時，也是利東歷史終結的確認，因為在政府引進大資本之樣版文化、接收街坊文化論述的同時，其實毫不手軟地以強制徵收、排除市民對等的規劃與談判空間，來摧毀「市民的文化」。
首先，政權的手段很容易讓社區陷入危機，因為政權形構的主流敘事方式，是以經濟發展為包裝以掩飾政策下面的政治交換，因此一旦反對就容易被控訴違反發展。再者，透過政治體制表象上的合議、參與，市民團體看起來有各種管道，得佔有影響議程（agenda）設定的位置，然而由於政府壟斷了法定權力、一切關於技術的知識，和城市整體規劃設計的龐大資源，因此市民的位置很難獨自的宣稱其正當性。因此很容易發生的一個現象（或許已在進行中）就是政府收割了市民聲音中的「文化」訴求，轉為其自身所用，放入它的經濟構想神話，收入政府的調節計劃。
從「城規會」會議中狀況，和最近的「民間論壇」等等討論可以驗證以上兩點，即使居民得到專業規劃師的幫助，甚至自己站出來以公共之聲挑戰過去「由政府所『獨佔』的公共性位置」時，不僅政府外包出去的「市建局」仍然以技術杯葛，政府自己也不願因為市民反彈而有所制度性改革。簡單說，由於官僚仍然掌有了捺印蓋章的權力，以及體制內的對法條的詮釋權，因此除非市民力量在最低限度上能夠迫使政府對自身規範做出改變，或者市民有足夠力量集合起來不理會政府暴力自做自的，否則一切都將是個黑洞，力量將一再被政府挪用。這部分最難以應付，還由於官僚機制「狀似」順著市民意見執行，因此也是之所以落入歷史終結的原因，因此市民的空間權利仍被取消。
這是初步的觀察，其一是「文化如何為（誰）用？」其二是真實的「（市民）在官僚運作過程中的位置」，應有助於我們察覺空間再結構的背後邏輯，幫助我們放回早先我談的結構性支配因素，同時也把鬥爭的焦點指回國家機構，和一切由國家轉嫁出去的行政力量，另外，當然也提醒我們步步為營的思考「文化」為何物，以及接下來要反省的「市民力量」。
面對「市區重建」即將對社會網絡造成無以回復的衝擊，利東街坊提出保存市民文化作為抵抗，然而，由於資本的邏輯是商品化，是故如果街坊談的「文化」無益於增益城市整體的可販售性，則可能不會受到「政權聯盟」的親睞，這始終會是鬥爭的場域也是兩難情境。不過，這裡卻也延伸出另外兩點，或許值得所有社區中的市民與組織者多做對話。
其一，是我們為了抵抗政府暴行所書寫出來的「市民文化」究竟為何物？其二是我們如何放回更大的「香港脈絡」？前面的觀察，或許著重市民與支配權力之間的爭奪，那麼後面這兩點就應該是我們在運動過程中不斷面對自我，因為「社區『文化』」潛藏著自我封閉、本質化的危險，而如果又不能更為廣泛的放回香港殖民政府好幾十年來形塑香港為「自由化之社會與城市」的那條線索，則很有可能地，不但在與「市建局」的衝突中，國家的角色退了位躲藏起來，讓「民間s」行動者廝殺的鮮血淋漓，而且不同社區之間也看不見彼此的共通性。
為了抵制政府大批將土地出售、重建，利東街開始書寫一套「喜帖街」文化，其中包含著市民的日常社會網絡，以及獨特的街坊特色。政府一直以為城市空間是一張白紙，以為空間是透明的，可以不斷擦掉重劃不斷販售，但是忽略了社會網絡不是輕易可以「重建」，因此社區的論述是相對於此。然而，當居民一再退守，那麼當然也就難以再固守那一套「文化論述」。當然對於政府暴力手段的這個部分是可期待持續、擴大的，可以揭露政府如何將部分的權力讓出給財閥，那些經割讓、由財閥設定了的發展趨勢，卻反過來又經由政府的補貼去進行，於是不但公共支出被捲入財閥的皮夾裡，接著人民需要由財閥手中購得原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資源。不過，到底應該如何阻止這套「社區文化論述」不會一再被收編為政府行銷策略，而且不會造成社區彼此之間的衝突？這可能是亟需思考的最基礎的部分。
香港市民早已習以為常的生活在「香港社會」，這個香港社會製造出來的市民意識到底是什麼？這是第二個問題，也是我在本文中最好奇的問題。過去這陣子，香港朋友借用了一些台灣的經驗，包括運動的策略甚至是市民規劃這樣的字眼，但對我來說，此時最根本的或許是更清楚的表明，香港「市民」的內涵為何？如何從香港社會的脈絡，構思適合香港社區運動的作法？如果，這些年來香港人已經習慣了香港政府的手段，而且也自覺的接受自由化社會的趨勢，那麼，除了持續反對大財團對社會空間與生活的控制時，新的提問或許應該是如何在認清香港及九龍這麼多個新市鎮、舊的新市鎮，以及居住其中之人之間的共通性與關連之後所提出的。這麼說，很模糊，不過卻是一個外來者最無法理解的問題。
「重建」這事很複雜，但總結起來，我希望這篇文章能夠開啟以上幾個部分的討論。其一是看清楚港英迄今的政治經濟發展的一貫趨勢，和這個舊趨勢與新時勢如何順暢的接合在一起；其二是不斷的政治、經濟自由化的脈絡中，市民由於社會脈絡的關係越來越需以個人的姿勢去應對財團，但是財團又得利於官方權力的釋放，但政治權力的去管制的對象卻又不包含市民；其三則是香港脈絡造出了什麼樣的社會與市民意識？這個部分產生了什麼社區文化的運動論述？而交纏於「市民文化」的抵抗以及「城市文化」的行銷之間，社區運動到底如何論述自己的文化？繼而依據香港的社會脈絡發展出一套自身的社區運動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