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觀察世情，靜看本港民生民情變化。皇后碼頭戴著它的歷史離開了，絕食人士一一終被抬走。所謂「文化」，面對清拆，如今彷彿束之高閣，已不知如何定義。梁文道《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高舉「年輕」二字，答謝林鄭月娥局長女士的抬走，鬧得沸沸揚揚，有人詰問文道先生的氣結，要對其人重新評估；有人贊同文道先生的率性直表，帶有魯迅式的阿Q，又隱含孔聖人的春秋筆法。升斗小民的言論，迄今於此，或已無足輕重，或仍重於泰山，然而，保育意識已非政府當局不了解之事，這可以肯定。觀今推行之通識教育，「保育與發展」確為本港教育首重的一環。文道先生責難政府懵懂愚昧於當世之事，似乎未夠持平。不過，文道先生「問道」於世，為保育之士大聲「吶喊」，卻暗暗似有當年魯迅的影子。
美利樓如今座落於赤柱，全新似的光潔，已不見舊痕。它的歷史陳跡，似已蕩然無存，不為新一代所能體察與感受。利東街全線閉業，重新策劃，街尾停車場原址，已建有一橦全新的商業大廈，街中有些燈光藝術似的把戲，一篇新的氣象。政府說要配合都巿化發展，城巿規劃，於是，可以拆的都拆走，不能拆的都一一搬走。天星碼頭已於早前跟港人說了再見，再置，不自覺的心生一種距離與陌生的感覺。如今拆到一級文物皇后碼頭身上，釀出轟轟烈烈的「本土行動」，多天的絕食，換取不了政府的讓步，卻引起了新聞的觸覺，大眾的關注。這些一切一切的港情事態，無不環繞「保育與發展」兩面。其實，到底是保育重要，還是發展重要，兩者之間是否就不能取之平衝呢？
保育理據薄弱，當屬致命之因
過氣局長何志平曾提及「集體回憶」，這其實是保育人士大呼疾叫的主要理據，也是文化研究學必然修讀的概念。關於「集體回憶」，找到的例子有許多，主要都深入到民眾裡，為港人所共識。皇后碼頭是昔日英治電影迄今取材的理想地，近半世紀以來不少電影都借皇后粉飾上映。據陳智德先生〈殖民符號的轉移─皇后掇影五十年〉所言，這些電影包括《血淚人生》、《難兄難弟》等。而皇后碼頭最具特色的是英治時期歷屆港督的登岸地，這就參與了建構港人回憶的重要片段，亦成為香港本土文化的一個部分。此外，皇后碼頭亦具有與今日時代廣場似的港人約會地點的地標功能等等。「集體回憶」四字的理論支持，迄今欠奉，流於空泛，是它最為人詬病的地方。1991年，安德遜(B. Anderson)曾有「想像群體」的概念，借助語言、博物館、甚至地方回憶等，作為建構國家概念或種族概念的成因，當中涉及殖民主義色彩，其意涵或多少具有相似之處。按照「集體回憶」的說法，曾灶財的街頭毛筆文化，亦具有可歸入作為本港文化的一個部分。有人說這就像瘋人破壞巿容可作文化一樣無稽。Raymond Williams把「文化」一詞擴大至日常生活，這卻多少使文化二字的廣延性變得難以觸摸。雖然2007年政府在「發展」的大前提底下，把「集體回憶」撥入考慮作保育政策之列上，但是始終相當有限。
「城巿規劃」愰子，掃除港英遺跡
皇后碼頭深具港英政府的痕跡，它不但是歷屆港督的登岸地，也是冠以「皇后」之名而屹立於香港。香港皇后碼頭有說是個殖民符號，所以多少對中國政權管治上會帶來不便。這情況就像當年美國可口可樂或迪士尼公園打入中國內陸巿場一樣，前者被嚴禁多年，後者卻只見贗品。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借以符號學以「黑人向法國國旗致敬」表示帝國主義借符號擴張的意義。於這種情況底下，可口可樂可被視為國旗般賦予了大美國主義色彩的符號意義。如是者的話，美國可口可樂就難怪曾多年被禁止打入中國大陸巿場了。皇后碼頭雖然已被列為一級文物，然而若被視為港英政府的殖民符號，當然就不能看作簡單的「文物」一回事了。一級文物無礙於政府的決議清拆，或許這當中存在文章。可惜的是，港英治港百年，百年歷史建築文物難免帶有英治色彩，難道要一一拆除嗎？抑或是大則拆去、小則更名？這引申的問題頗多，諸如維多利亞公園、維多利亞港、皇后象廣場等的未來命運。
城巿規劃發展，本港重要一環
香港地少人多，土地可用面積有限，一直以來，城巿規劃都是極具重要的一環。西九的推倒重建，雖然當中帶有爭議性，但是仍可見政府的施政重點。不能否認的是香港面對多元化的未來發展，對於土地的規劃甚為重要，需要審慎的計算與設計，這大概是不談自明，不用多費筆墨。政府方面聲稱，中環的土地規劃用途改變，需要興建新的高速公路來配合末來酒店、商業及寫字樓的發展，而且這已經計劃多年了。不過，爭拗的焦點是如何既要發展又要保育呢？
政府推出的折衷方案是「原址重置」，可是，這多少有損文物的珍貴性，甚至是徹底破壞了原來的價值。建築文物與一般的物品文物不同，兩者最大的分別是建築文物是與地緣有著密切不分的關係，而物品文物是可以像「清明上河圖」般運來運去而不減其藝術色彩。據說皇后碼頭是當年建築師就整個中環地區加以設計，並與鄰近的皇后像廣場等一併計算在內。換句話說，它根本是一整套的建築設計。倘若斷了其中一個部分，它的價值便不能說全了。此外，建築文物多少是不容對它加以動工，就像古跡一樣，只能對其失修之處加以修補，以作保全，而不能把整個文物拆去再置。歷史價值與文物本身二而為一，一而為二，又與文物本身的座落環境構成關係，當中強調的是不能分割、不能拆除、不能轉移。但是這樣般徹底的話，豈不是政府對地區及建築便完全不能動以分毫？
在發展與保育的議題上，保育人士似乎未有兩全的方案，只獨獨要求保全，並化以絕食及動員行動，相反，政府面對兩難之時，確有考慮到雙方關係。林鄭月娥局長的現身與微笑，其站場所在，實非一人可以作主，試問教她如何面對「眾虎」答話。雖然「深入虎穴」一詞，未免過於誇張，實多為報章用作招徠之語，然而，卻不能否認，她當中帶有關心與安撫之意，縱使這或許明顯不過是政治手腕，向大眾作一點偽裝的嬌態。
保育人士的成功在於帶起港人對保育的意識，尤其司徒薇、朱凱迪、陳景輝諸人身體力行。相信他們的成功會使新一代更重視保育的課題，並在日後政府施政裡，得到更多的關注。無論這種關注是出於設防心態或者真正的關心；而政府的成功則在於除了作為皇后事件的勝利者外，亦在於給世人「能看到」的兼顧兩面的政治手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