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玫瑰精靈、斯蒂梵尼
《明報》昨天(8月8日)發表社評（題為“借北京奧運東風 促人權接軌國際”）認為，國際社會要求北京作為明年奧運的主辦國介入蘇丹內戰引發的達爾富爾人道危機，是強人所難的做法。在香港傳媒中，明報是一向報導最多國內人權問題及中國外交問題的主流媒體，卻有如此論調實在令人費解和失望。
文中提及今年3月28日美國演員美亞花露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因為中國對達爾富爾問題的態度，呼籲抵制北京奧運。令人吃驚的是該篇社評指「達爾富爾問題是蘇丹的內政問題，中國一貫不干涉別國內政，美亞花露等人的做法是強人所難。」難道中國在爭取入世和舉辦奧運時就與國際接軌，別國戰亂就是別國的內政，中國作為一個經濟發展迅速的大國就可以對世界和平的問題不聞不問，獨善其身？
跟着，文章又進一步批評美亞花露等人把北京奧運會與1936年的納粹德國柏林奧運會相提並論，指出這「既反映他們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亦反映他們對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強國的敵視與擔心。」一份大報的社評寫手的分析能力如斯這般實在叫人震驚，請問這篇社評作者有沒有具體的證據證明美亞花露她們有如他所說的陰謀想法呢？她們是政客嗎？她們批評中國對人權和外交的政策對她們有甚麼好處？難道要說美亞花露要為參與政治而惡意中傷不成？如斯毫無證據的指控，簡直與報章應該抱有持平的態度不符。 這種「另有居心論」素來多在黨報喉舌中出現，想不到回歸十年，特區大報也一併回歸。
中國雖聲稱不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但身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她，卻不理會國際社會的貿易禁令，繼續與蘇丹、緬甸、北韓等大做買賣，在經濟上令獨裁政權屹立不倒，這不叫干預內政又叫甚麼﹖
更甚者，該篇社評作者更好像以國際道德家的姿態繼續批評說：「拿抵制北京奧運會來要脅中國改變外交政策，這與國際公認的體育非政治化原則不符，不僅無助於蘇丹問題的解決，更與奧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馳。」令筆者大惑不解的是，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在取得入世和申辦奧運的過程中常常牽涉到很多國際政治的談判與遊說，難道該篇社評作者要廣大讀者天真地認為像申辦奧運這樣國際的運動，真的純粹是一個運動會？筆者敢言，舉辦奧運會絕非如舉辦學校運動會般真的純為運動的活動，當中更關係到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國際形象等等複雜的國際關係問題。中國在申奧時作出了改善人權的種種承諾，現在又兌現了多少？
國際團體要求的是改善人權是否政治化是見仁見智的。假若把人權和國際人道支援等問題多加提出，引起社會各界多些討論，那政治化又有何不妥？難道這個詞一定是貶義的嗎？奧運一向都是政治化的，中國在1932年派出劉長春參加奧運，是為了抵制滿洲國的代表；1980年杯葛莫斯科奧運及1984年參加洛杉磯奧運，都是為了交美國這個朋友，跟蘇聯老大哥進一步劃清界線。不知這又算否政治化呢？還望明報的編輯賜教。
可幸的是該篇社評提及國際人權組織要求北京在奧運前釋放良心犯，包括香港記者程翔，但可悲的是國際呼籲的「東風」才剛剛吹起，該篇社評卻急不及待支持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在北京表達對奧運會與人權的觀點，意即：「不能單靠北京奧運會解決圍繞中國人權紀錄的問題，但北京奧運會可以催生建設性的人權對話。奧林匹克運動不會漠視未來進展，不過它影響中國人權問題進展的程度有限。」主流媒體的輿論實在愈來愈奇怪，國際社運人權組織甚麼時說過中國的人權問題可以單靠舉辦奧運而解決呢？莫名其妙！大家在這段時間提醒北京要藉舉辦奧運這個機會，兌現北京在申辦奧運時對改善人權的承諾，難道國際人權機構會天真到認為，像中共這樣極權和善於玩弄政治的政府真的會在奧運前會釋放全部良心犯嗎？縱觀世界各民主法治國家，有哪一個不是人民爭取其人權、法治和民主呢？要政府看國際形勢和時機而釋放幾位有幸受國際社會關注的良心犯就叫人權有改善嗎？
東風吹起，需要有心人幫忙推動，才能擴闊法治、人權和民主的航道。
照片來源：Liu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