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薩特誕生一百周年的今天，你在報章上發現了一個新詞：「知識恐怖主義」。費加羅報一篇文章說：「沒有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生活過的法國人，不會明白什麼叫知識恐怖主義。」這個新鮮詞兒，我們中國人可否理解為：亂扣帽子，無限上綱，被鬥垮鬥臭鬥倒，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有恐怖主義就有恐怖分子。知識恐怖分子也放炸彈，另一種炸彈。當年法國，你不給斯大林唱頌歌，不叫共產主義萬歲，不相信國際歌，不打倒美帝國主義，你就是罪人，就要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箱。而薩特則更為乾脆，他說：「反對共產主義的人是一條狗。我堅持共產，我永遠不會離開它。」這個「狗」字罵街得很。他要請老天爺作證，除了共產主義，這個世界有多壞！但我們依然相信，薩特這個小個子是個大堆頭，近看石山大，遠看大石山。自從他第一部作品《噁心》
問世，法國的新小說已露出了眉目；到一九四三年他的《存在與虛無》出版，就有了所謂「存在主義」。儘管一九四五年夏天，在出版社組織的一次討論會中他說：「哲學是藉以生存的哲學；存在主義，我不知道是什麼。」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的一次談訪錄中又說：「人家叫我做存在主義者，我就用了這個字，並非是我給自己的。」
這部著作是一場的內省。作者告訴我們，命運取決於人的自我選擇。選擇是人的基本權利。在任何情況下，人要按自己的意志決定走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由於薩特不墨守成規，在大學任教期間，說出了一些青年人愛聽的話，頗使他們着迷。一些女聽眾圍攏到他身邊，就有了德波娃以外的後宮佳麗。維卡凱爾 (O . Wickers)說：「這個虛無哲學家活得像虛無並不存在。」
除卻哲學，薩特還是戲劇家，小說家，散文家，文學評論家。他的註冊商標是介入政治。因此，他又是革命思想販運家。談到法國大革命，他說：「革命制度有必要將一定數量威脅到它的人清洗，除卻死亡，我看不到有其他辦法。人總會從監獄裡出來的。一七九三年的革命者可能殺人殺得不夠。」在斯大林實行全面恐怖統治時期，他又說：「批評的自由在蘇聯是全面地存在的。人民與國家是熔為一體的。」
他也是政治活動家，革命煽動家。以人民的名義，一頭裁入一九六八年的學生動亂中，五月二十二日在巴黎大學的圓形大廳，向學生們發表煽動性的演說。一九七○ 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參與了雷諾汽車廠的反對流水作業的工潮，站在高墩上向工人發表演說，還向他們派發報紙「人民的事業」，招致警察局的干預。
作為作家，薩特將政治放在審美之上。被追捕的黑人，被迫上庭作證的《可尊敬的妓女》，就發生在美國這個作為蘇聯對立面的國家。他也致力於將哲學跟戲劇、小說熔為一體，以戲劇、小說的形象來圖解哲學。文學是什麼？是一場仗，作家是什麼？一個戰士，作家拿起筆來就是拿起武器，文學生涯除非是一場仗，不會是別的。他要以哲學說教來使文學變得無比沉重。至於審美、夢想、樂趣，統統見鬼去！讀他的作品，無疑是等着他板起面孔來教訓，冒着危險上戰場。
薩特的文論，首先指責「資產階級文學」。談到具體作家，除了福克納和斯湯達以外，他所批評的都是文學史肯定的作家。他承認自己對福樓拜作品的反感、敵意，批評《包法利夫人》的被動性。福樓拜着實被他算了一回總賬。他與加繆失和，反目，對他傲慢無禮，指責他固執，狹隘，習慣於荒謬。至於莫里亞克呢，為宗教意識寫作，指責他在《黑夜的盡頭》裡將人物拋棄，像法官似的站在外邊審視他們。
記得五年前，薩特逝世二十周年，傳媒一時薩特長薩特短；他誕生一百周年的今天，再次薩特前薩特後。可見二十世紀的法國文壇，沒有了薩特，會缺少了很多音響。在薩特魂兮歸來的同時，他的聰明，他的寬厚，他的時代意識，他的愚蠢，他的盲目，他的黑心 肝(法國人用 mau-vaisefoi)，他的人格矛盾，他和德波娃在書信中談及共同情人的令人「噁心」，都跟着回來了。他將戴高樂、美國、資產階級作為他的敵人。在一次與右派哲學家 阿龍(R . Aron) 的電台辯論中，他指責戴高樂「破壞抵抗運動」；冷戰時期，他一味對美國人仇恨，寫信給阿龍乾脆承認：「美國人在薩特的魔鬼學中的位置，就像猶太人在希特勒的魔鬼學中的位置。」直到一九八○年還說：「我不認為蘇聯是一個法西斯國家。」種種罔顧現實的極端中，最使法國人反感的，除了他指責戴高樂破壞抵抗以外，就是他一股腦兒從法國反出去。為薩特寫傳記的貝爾托萊 ( Denis Bertholet) 對他這樣評述：「一切在自己國家顯得卑劣的東西，在那邊就變成美妙的。既然在法國沒有任何美好的事物，在蘇聯就沒有任何卑劣的事物。」
作為政治活動家，他在法國從來不投票；他拒絕法國的騎士勳章；拒絕進入法蘭西學院 ( CollegedeFrance) ；拒絕諾貝爾獎。但是，一九五三年他應邀訪蘇，沒有拒絕成為法蘇友協副主席。
這個曾經使戰後那個時代着迷，甚至有人聲言：「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龍對」的文化界的坦克車，經歷了大半個世紀以後，行情怎樣了？拉 柏克(S . Lapaque) 說他是「現代池塘裡的一隻醜小鴨」；費加羅報說「薩特即『噁心』；阿列 克(C . Allegre) ：「薩特麼，不，謝謝。」因為「在所有的政治鬥爭中，所有哲學和社會分析中，薩特都弄錯了。」還指責他帶壞了一代青年人。當然，左派人士也全力為他辯護，孔德 (M. Contat) 說：「不，薩特並不愛光榮，他寧可喜歡少些嚷嚷。」說他如果上街，只為到書報攤買一份報紙，到 Flore咖啡座喝一杯。寫《薩特世紀》的作者萊 維(B . H . Levy) 接受訪問時說：「你想說什麼？是說薩特誤入歧途，成了共產黨人的夥伴，為保護恐怖分子或『人民的正義』的原則，寫了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文章？這倒是真的。但另一個薩特則完全不同，大家不認識，卻是我所欣賞的，那就是一個斯湯達式、尼采式的薩特。絕妙地自由，尤其對文學愛得發瘋。」又說：「我正企圖明白，作為一個自由人，怎麼會同時又是一個極權知識分子。」他也不得不承認：「薩特不是一個英雄。」
薩特是一個患病時代的產品，他企圖思考，卻誤入歧途。而那個時代給了他一個他所不曾擁有的龐大體積。一九八○年他在蒙巴納斯的葬禮，吸引了數萬六八分子和左派群眾，但已經是回光返照了！以後呢？隨着政治氣候和認識的改變，隨着二、三十年來的反思，薩特的總值明顯在遞減，像一個荒廢學業的學生，成績老在不斷下降。大家尤其驚詫於他的盲目，盲目的見解，盲目的介入。他的盲目來自於對科學、經濟、社會的無知。但戴高樂有一句話：「不會將伏爾泰關進巴士底獄。」薩特陰魂不散，還會持續一段日子。
盧嵐
大公報 2005-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