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為銅鑼灣時代廣場事件，引起了公眾對公共空間的熱烈討論，好不熱鬧。但究竟什麼是公共空間？曾瑞明君曾經在本版引用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指出，公共空間的精粹在於一種特定的「公共性」：公共意見的交換，理性的應用。曾君甚至認為﹕「公共空間就是討論空間」(《信報》，2008年4月9日)。
沒有公共空間，那有討論空間？
誠然，哈公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所提出的Öffentlichkeit(指「公共領域」或「公共性」)，指的自然主要是曾君所提的「公共性」，而在哈公看來，「公共性」的精粹， 則在於公共意見的交 換，理性的應用。曾君沿著哈公的思路指出：「公共領域是一個中性的批判空間。它本應無形無色，卻顯現在沙龍、咖啡廳、傳媒之中。」但我希望指出的是﹕就算依曾君的思路，把公共領域僅僅侷限地理解為一個中性的批判空間，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仍然無可否認地是所謂公共意見的交換、理性的應用得以開展的重要場域之一。當然，公共空間多了，自由多了，不等於批判空間廣闊了，但沒有公共空間中的自由，曾君所言的公共意見的交換、理性的應用，又從何談起?故此，討論空間的擴闊與對公共空間中的自由的追尋，本來就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把兩者搞混或把兩者的關連一刀切斷，同樣地於Öffentlichkeit的議題上，不得其門而入。有關公共空間的豐富性與多樣性，筆者建議大家可找Lawrence A. Herzog的《回歸中心﹕全球化年代的文化、公共空間以及城市打造》(Return to the Center: Culture, Public Space, and City Building in a Global Era)一讀，以接近當下的經驗世界。
公共空間豈止是討論空間？
此外，退後一步想﹕「公共性」的精粹，真的只在於公共意見的交換、理性的應用嗎?若果把「公共性」放回它的具體發生場所，我們會發現，「公共性」也體現於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情感交流、溝通、想像、遊戲，甚至衝突。把「公共性」僅僅侷限地理解為公共意見的交換、理性的應用，是把「公共性」狹隘化了。況且，公共意見的交換、理性的應用，也必須以充滿人氣的空間的存在(不拒人於千里的公共空間是其中的重要場所之一)，作為前提條件。其實，除了提出Öffentlichkeit之外，哈公也提出過「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概念。而發展商將「公共空間」侵吞謀利，以嚴苛的條款扼殺豐富但合理的公共生活，不正正是哈公所謂「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的活例？曾君是哈貝馬斯的專家，筆者也就不需要就此再多言了。
公共空間的階級性
當然，筆者也樂見曾君高舉「公共意見的交換、理性的應用指出」的重要性，並指出「公共空間並不可用商家與市民的對立來徹底了解。相反，公共空間應是克服階級性的場所。」但筆者希望補充的是﹕哈公所言的「克服階級性」，其語境是十八世紀崛起的歐洲中產階級就著貴族社會所出的開明方案。故此，所謂「克服階級性」，其兩端正正是新興的歐洲中產階級與既有的封建貴族階級。在這裡，所謂「克服階級性」，都是沙龍、咖啡廳中的一種暫時的虛擬狀態，中產階級才是真正的主角，低下階層似乎只有陪襯的份兒。很吊詭地，「克服階級性」這說法的本身，正正是一種特定的階級話語的體現。
況且，就算我們把曾君的理想推至極致，努力把「公共空間」落實為「克服階級性的場所」，我們也要首先反問自己﹕我們是否真的能容忍低下階層，甚至外佣使用這些公共空間？若果我們依曾君的建議，在時代廣場搞一個討論大會，舉例來說，我們又能否接受把議題設定為「外佣扣稅作本地工人再培訓是否合理」？此外，討論大會應該以廣東話、英語、普通話，還是菲律賓語進行呢?近日已有言論指出，擔心時代廣場將來會被外佣於周日佔用，有礙觀瞻，若果曾君所言的公共領域理想不虛，以上的問題就必須被面對和解決。
(《信報》，2008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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