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信報最近連載署名孫思的文章，對董落曾上的轉變有所分析，轉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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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編者為文章第二部份按]
曾蔭權昨天正式辭去政務司司長職位，並宣布參加行政長官補選，如無意外，他應可順利勝出。
孫思君在上周三的文章「香港政治重大變化—董建華提前離任的台前幕後」，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內情，本文繼續道出董下台前所犯的各種錯誤，導致北京最後決定陣前易帥。這些「舊事」雖漸漸成為歷史，但對關心政治的香港人來說仍有很大參考價值，對於在權力中樞的特區政府領導人來說，也是「鑑古知今」的上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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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先生提前離任、補選產生新的行政長官，是二○○五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頭等大事，引起香港本地和國際社會普遍關注。人們基於不同立場、對事情了解程度有異，得出的看法頗有差異。
這件事關鍵在於：董建華先生為什麽提前離任？
董建華先生本人在二○○五年三月十日公開表示：「由於長時期的操勞，在去年第三季度以後，我已明顯感覺到自己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以香港利益為重，我考慮過向中央提出辭去行政長官職務。」「現在，全國政協已經提名我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建議人選，這是中央政府對我的信任，我表示衷心感謝。我經過慎重的考慮之後，今日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辭職報告，並懇請中央政府體察我的實際情況和對大局的考慮，批准我的辭呈。」
「最大遺憾」露玄機
概言之，健康條件不再勝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繁重職責，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是較為合適的安排，於是董先生主動辭去行政長官職務。然而，董建華先生緊接着在回答記者問題時卻表示：辭職是「困難的決定」，心情複雜而依依不捨，「最大的遺憾是未能完成第二個任期」。人們自然產生疑問：難道董先生健康狀況真正差到不得不接受這一「最大遺憾」的程度？
的確，已經不是一年半載了，人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的一直是一個疲累的董建華。但直至二○○五年二月十五日，董建華先生在以他的名義舉行的春節酒會上發表講話時仍然斬釘截鐵地宣示，他和他的同事們有決心也有信心實現二○○五年施政報告的各項承諾，完全不是一個內心正盤算辭職的模樣。所以，當兩星期後，香港社會風傳董先生辭職消息時，人們普遍感到愕然。
領導人帶病工作的例子不勝枚舉。董先生患的是足疾，無非多坐少站甚至少走，即使讓香港居民都知道，無損其領袖人物威信，相反，可能博得一部分市民同情而使其民望有所提高。但是，董先生中途離任了。
長期操勞影響「判斷力」
全國政協副主席是國家領導人，出任十三億人口大國的領導人之一，無疑是光榮的。問題是，董建華在感謝中央政府信任的同時，卻禁不住表示「最大的遺憾是未能完成第二個任期」。可見，如能取捨，他寧可留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確實，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崇高，工作量卻較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為輕，所以，對健康條件的要求也就低一些。然而，董建華先生的健康條件難道真正處於這樣一種微妙狀態—無法繼續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卻足以勝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也是在二○○五年三月十日回答記者提問時，董先生說：「長期的操勞會影響我的工作效率，亦會影響思路，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力，影響是會很深遠的。」結合上述引文，可以歸納得出二○○四年下半年以來董建華先生的健康狀況對他的「思路」和「判斷力」產生了負面影響，這是探究他中途離任的一條不可疏忽的線索。
枉花心思拉攏民主派
二○○四年下半年香港處於怎樣的狀況？那是宛如眼前的事情。在這一年六月，董建華先是為陳方安生批評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文章辯解，然後為鼓吹「香港生命共同體」的「核心價值」宣言叫好。七月一日，香港「民主派」又一次發起示威遊行，翌日，「民主派」議員集體致函行政長官敦促後者向中央表達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二○○七年和二○○八年兩個選舉的決定的要求。董建華僅答覆他無權這樣做，不明確表示他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而拒絕「民主派」無理要求。
九月十二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民主派」未獲得預期成績，愛國愛港力量卻取得預期的最佳結果，尤其民建聯一躍成為立法會內第一大黨。董建華公開反應是立法會選舉結果令他感覺舒服，私下卻為行政會議重組如何吸納他心目中的「溫和民主派」代表人物而費盡心思。
自由黨民建聯要求分享權力
正當他把心思花在如何與「民主派」搞好關係的時候，香港政治形勢發生為他所不能應付的變化，這就是：經過直選洗禮的自由黨領袖人物公然要求修正所謂「高官問責制」的遊戲規則，要求行政長官及其問責班子同香港的政黨分享管治權力。民建聯前負責人在要求特區政府與政黨分享權力上同自由黨不無二致，但他強調自由黨和民建聯的理念不甚相同，公然否認「高官問責制」有「執政聯盟」存在。
與此同時，行政會議內若干有志角逐第三任行政長官者明爭暗鬥。董建華不僅承受來自立法會傳統反對派亦即所謂「民主派」議員攻擊，而且面對昔日堅定支持者—自由黨、民建聯及其他愛國愛港議員若即若離的表現。
董建華先生作為第二任行政長官的任期尚有一半以上，但他周圍卻充斥着關於其繼任人的競逐。香港社會從上層到基層、從政壇到坊間，人們茶餘飯後議論的熱門話題是誰接替董建華，這是比任何民意調查更具說服力的民意反應—香港社會各階級、界別已經不耐煩董建華的領導，香港社會人心思變！
不願承認面對管治危機
進入二○○四年十二月，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紅灣半島、領匯基金事件等等來自多方面的衝擊相繼或一起對準董建華及其問責班子。董建華遭遇其就任行政區行政長官以來最嚴重的管治危機。但他不願意承認。即使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和公報都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提高管治水平，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會見董建華及其問責班子時要求特區政府總結經驗，查找不足，提高管治水平，但是，董建華在回應胡主席講話以及二○○五年施政報告中一再迴避「提高管治水平」一詞，代之以「提高施政能力」。
中途離任有助中港關係
「思路」和「判斷能力」出了問題，提前離任便是合乎邏輯的結果。香港市民先是感覺意外，迅即表示高興，說明這是一個得人心的決定。
董建華開行政長官中途離任之先例，有助於完善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有利於繼任行政長官在中央領導下提高特區政府管治水平和施政能力，也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建立和健全良好合作關係提供契機。「民主派」對這一件事表現得手忙腳亂，從另一方面透露值得重視的信息。總之，這是香港政治的一個重大變化，其意義將隨時間推移而愈益顯現。
2005-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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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下台的導火索和最後一根稻草
人們交相探問：是什麽導致董建華中途離任？什麽是把董建華壓垮的「最後一根稻草」？
「七一」大失分
二○○三年七月一日遊行是董建華中途離任的導火索。面對維多利亞公園至中環特區政府總部逶迤不絕的數十萬市民高呼「打倒董建華」，任何具政治經驗的人都明白，董建華作為就任才一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行政長官，很難走完餘下四年艱難的路程。
曾記得二○○三年七月八日，香港及西方國家媒體盛傳董建華將改組政府（行政會議和問責團隊），其中不乏關於董本人下台的評論。例如，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頭條以「中國對香港特首失去信心」（China loses faith in Hong Kong）為題，稱中國政府對董建華的信任急跌，但尚未打算要他下台。標準普爾發表評論，認為董下台、由中央政府信任的人接替或暫由公務員班子主持，都是克服特區政府管治危機之道。
二○○三年七月十六日《信報》第十二頁刊載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於七月十四日書面回答《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大衞．伊格內修斯（David Ignatius）的問題的中文譯本，對「七一」後香港局勢發展提出三個先例以資參考：一是當年波蘭團結運動所發動的受天主教和西方支持的和平示威最終迫使波蘭共產黨下台；二是如北京處理沙士將衞生部長和北京市長撤職那樣，以快速和堅決的步驟將局勢控制下來；三是「六四」重演。李光耀說「領導示威遊行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必須深思以上三種情況當中，哪一種同香港的情況最貼切。」他相信北京不會撤換董建華。
片面理解《基本法》
的確，為了香港穩定繁榮的大局，中央政府不僅沒有撤換董建華，而且給以及時有力的支持。二○○三年七月十九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等中央領導人會見到北京述職的董建華，表示全力支持董建華先生為行政長官的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緊接着，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幫助香港經濟復甦。
但是，董建華沒有認真汲取「七一」遊行的教訓，在「七一」後，採取所謂「溫和中間路線」，即經濟上一味爭取中央支持、政治上一味向當時受「民主派」主導的民意退讓。他一度不惜把《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修訂為「無牙老虎」來迎合某些人的需要。
他對惡毒攻擊中央的言論熟視無睹，但對左派報章發表批評他本人的言論則利用職權施加壓力。他要求中央給予香港以經濟支持，卻對中央在「七一」後重新廣泛接觸香港社會各界心存不滿。這是片面理解《基本法》所規定的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他對中央給予特區政府經濟政策的支持當作喜訊廣為傳布，藉以作為中央支持他本人的證明，但對中央的政治勉勵卻置若罔聞。這是片面理解《基本法》關於特區直屬於中央人民政府和行政長官必須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規定。
錯誤解讀中央意向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屆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民建聯慘敗。「民主派」乘勝追擊，企圖迫使特區政府同意二○○七年和二○○ 八年雙普選。不是中央政府及時介入，董建華很可能在未弄清香港政制發展的法律和程序問題時就開展政制檢討，從而，很可能使香港政制發展偏離《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軌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二○○七年行政長官和二○○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做出決定後，董建華在二○○四年六月，就陳方安生的文章、「民主派」與中央溝通、香港核心價值等問題，發表了反映他的真正政治傾向的觀點。
二○○四年六月七日，美國《時代》周刊發表陳方安生文章「Trust us」（「信任我們」），認為中央關於香港政制問題雖然有憲政權力，但是整件事的處理，所採取的說服方式及姿態，令人想起文革時期的做法。六月八日，中聯辦負責人通過新華社發表評論，稱某個人士（即陳方安生）指責中央處理香港政改問題的手法令人想起文革是不符合事實和不負責任的。六月十日下午，董建華在同香港媒體高層茶敘時，卻稱陳方安生的文章表示她關心香港，表達則可以技巧一點。
六月十日，董建華與香港媒體高層茶敘時，表示願意協助「民主派」與中央溝通。六月十一日下午，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表示，中央與「民主派」已有溝通，但是特區問題必須由特區政府負責，「民主派」應與特區政府溝通。六月十二日，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在哈爾濱同香港記者茶敘時說，中央政府過去和現在都與香港各方面人士、各黨派人士溝通，這是為了共謀「一國兩制」，為了維護香港繁榮安定，這是溝通的基礎。有了共同基礎，才需要溝通。陳佐洱表示，香港「民主派」一小部分人一直企圖推翻共產黨和中央政府，不具備與中央溝通的基礎。
首席顧問「錯判」
但是，董建華的首席顧問卻一再鼓吹「民主派」與中央「無先決條件溝通」論。六月十一日，首席顧問在出席特區政府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舉行的第二場討論會前對媒體說，民主派與中央溝通應無先決條件，希望雙方良性互動。六月十五日，他又公開表示「現在不是哪一方要求哪一方做什麽的問題，大家都拿出誠意，在現階段為溝通對話加設條件，例說某些口號可不可以提、要有回鄉證才可以談等，都會阻礙溝通的氣氛。」
六月十一日，董建華在香港領事團宴會上致詞，關於香港核心價值內隻字未提「一國兩制」。六月十二日，他會見六月七日聯署發表維護香港核心價值聲明的發起者等人時，不但未批評該聲明忽略「一國兩制」而鼓吹香港人「命運共同體」意識，相反，以他本人青年負笈英國、多年在美國工作的經歷，宣揚核心價值觀比高樓大廈重要，把強調西方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觀奉為「香港的生命線」。二○○五年施政報告仍舊不把「一國兩制」列入香港核心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董建華在二○○四年六月與香港傳媒高層先後三次茶敘，六月十七日和十九日兩次相隔不到一周，如此頻密，實屬罕見。據與會者披露，董建華在六月十九日茶敘時表示：「香港正處於十字路口，需要新思維和新做法」。
局長任命受阻延
二○○四年十月七日下午四時零八分，特區政府發出新聞稿稱「行政長官董建華今日（十月七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中環下亞厘畢道中區政府合署新翼一樓會議廳舉行記者會，宣布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的任命。新任局長亦會與傳媒會面。」但是，四時五十五分，特首辦致電傳媒，稱由於程序問題，需要延遲舉行記者會。五時零四分，政府再發新聞稿，稱「由於程序問題，原定今午宣布委任新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的記者會需延期舉行，日期另行公布。引致不便之處，謹致以萬二分歉意。」儘管翌日下午有關任命正式公布，僅僅遲了一天。但是，這一「羅生門事件」讓敏銳的政治觀察家捕捉到中央政府與董建華關係顯現「裂縫」。
敏銳的政治觀察家還注意到，自從二○○四年六月初中央統戰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延東在香港最後一次公開表示「董先生（工作）是不容易的，我們支持他依法施政」以來，中央領導人再也沒有作過同類表示。
失去中央公開支持的董建華，踏入二○○四年十二月便陷入他出任行政長官以來最嚴重的管治危機。這一次，中央不再採取二○○三年「七一」遊行後的做法，而是代之以順勢而行，接受董建華中途離任。
2005-05-26
孫 思
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