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奕華
二千年我把劇團辦公室搬到中環士丹頓街，有報章記者來採訪，翌日見報，發現我們原來是「光榮駐進」蘇豪。眾所周知，此蘇豪不同彼蘇豪，後者是紐約的藝術市場，我們的則是摩登食肆森林。但，既有蘭桂坊神話在前，大家自然對吸引外國人與遊客前來消費的新大陸寄予厚望。小小一個戲劇團體在此插上旗幟，可見若不是有靠山可撐，便是滿肚密圈，有意藉新陣地大展什賺錢的拳腳。實際情況是，該處前身是堆滿雜物的「舖」址，被荒廢了的地下和閣樓一併租出才叫價一萬元。而劇團只佔用樓上，月租不過數千。
但也漸漸習慣每次當被問到劇團位置之後所得的反應：「嘩！」同時開始見證同一條小街上的「浪淘盡多少英雄」。首先，在我們還未完成簡單的裝潢前，對面馬路的賣魚店已掛起結業牌。霎一霎眼，代之而起的是家小酒吧。然後輪到樓下的藥材舖拉起大塊白布橫額，黑筆大字怵目驚心：「搬遷大平賣！」
再不久，對面街養了小狗，下午沒事就愛和牠說話的佝僂老闆娘也說要撤退了。連續幾個號碼的店址先後來了不少西裝經紀指指點點，後來開張營業的，是家著名日本串燒連鎖餐廳。我的工作桌就在臨街的大窗旁邊，看著餐廳由肉食冰箱店變成日本電影裏常見的居酒屋模樣，伙計都因見慣見熟而點頭招呼，縱然我只光顧過兩次。第三次已經變成不可能—它因租貴不得不搬到馬路的另一邊。招牌沒變，氣派卻今非昔比。
文化品牌成記憶
原先的舖位之後一直空置。地產經紀公司的招牌一個接一個掛起。我很好奇下一個「駐進」的商號會是誰，然而還未來得及看到，我們已先要離開這紮營四年的基地。因為，經過兩次的加租，租金已經升級兩倍。
搬遷當日，我因忙於《戀人絮語》到台北演出的最後綵排而沒有進辦公室，致令此刻竟想不起蘇豪歲月的最後一天是怎樣過去的。要自欺欺人，忘記原來可以代替傷感。但在此時此地的香港生活，若真不想因「人面依舊，景物全非」而觸景傷情，恐怕真要擁有超強的鐵石心腸，或全天候自選失憶能力。
像，我才在去台北前放下了搬離蘇豪的愁緒，又在台北聽說銅鑼灣泉章居酒家的舖位已以數億的價錢賣出。詫異與感慨尚未平伏，已收到同事來電報告：「你最喜愛的新釗記夜總會已經作古。」在他口中的夜總會，其實是茶餐廳。只不過因內部裝潢金堆玉砌俗艷無比，才會被我等刻薄之人取笑揶揄。只是刻薄歸刻薄，對那茶餐廳卻是百份百付出了真感情—座落利園對面，從靠窗位子往外望，馬路兩旁是令人看了覺得安心的樹，加上附近又有我很喜歡的新寧道，我把這一帶叫做「香港的巴黎」。
而今俱往已。從此再沒有一個我可以不假思索便約人在那裏碰面的地標。星巴克？我強烈希望消失了的新釗記夜總會不要變成又一家的星巴克，聽說泉章居的新生命將是大型商場時，我也不無悲哀。又聽見友人在旁邊喃喃自語：「啊，將來只有美心和美心可選了。」
銅鑼灣區還有一個名字也在這五月第二次成為歷史陳跡，那便是利舞台戲院。一般說法是作為戲院，它的位置過於偏僻。我卻覺得選映港產片才是叫它很難經營下去的原因。在這種時候，我無法不又想起巴黎來了。她也有好些大隱隱於市的老戲院或小戲院，但戲迷們還不是因愛好電影而按圖索驥摸上門來？
加上上了報章頭條的泰昌麵包店，許許些些地道的文化品牌都在近期商舖租金暴漲下成為記憶中的塵土。這現象照理說完全不足為怪：地產是香港經濟命脈，市道欠佳固然汰弱留強，到了形勢大好，就是對強者的莫大考驗。但這種生存法則卻形成永恆的吊詭：政府這邊廂提倡香港人認同文化本位，同時又讓自由市場扼殺沒有能力應付租金壓力的老字號。
文化地標不敵市場經濟
是地產商不仁不義做成的局面嗎？當然不，因為社會奉行的是資本主義，只不過在此四字之下，政府和我們可以做的也不是只有「聽天由命」。香港政府主要收入是賣地，那是不是在開拓其他收入方面有困難？困難在哪裏？有說是太少人繳稅，為什麼？一向以來有關誰該繳多少稅、是不是應該開拓銷售稅等問題的討論，為什麼總是很難實事求是地在社會中展開？議員學者以至文化人在推動有關議題的討論時，是否容易陷於兩難？抑或問題只有一個：只要談到權利和義務，香港人超怕蝕底的神經線又會被觸動，連帶有關討論也會受情緒影響？
事實上文化地標敵不過市場經濟也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我在倫敦時經常讀到舊戲院保衛戰的新聞故事。成敗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倫敦人不會輕易讓有歷史文化和情懷烙印的象徵黯然消失。因為，它們象徵了一個城市的精神，對下一代影響尤其深遠。
我在講課時對將以演藝為事業的同學們說過：「我們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中作出選擇。理想告訴我們要有願景，要將願景付諸實行，便得放棄即時利益。但現實卻鼓吹一切講求利益，利益才是一切。當社會主流趨向現實主導，堅持理想便會被看作『愚蠢』。大家不希望成為『愚人』，就要放棄願景。但是，沒有願景的城市會是怎樣的城市？」大概是每條街道都只有連鎖商店吧。在這畫面尚未變成現實之前，我們是否應該爭取時間問問政府、政治家和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信報財經新聞》
2005-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