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溝通」淹沒的多重的歷史真相
常說香港存在著一個反共情意結, 它起自八九六四, 所以葉國華提出要大和解, 對於較進步的親中派來說, 和解意味著要放下歷史的包袱, 正面和積極地面對著未來。但歷史的包袱是否能放下呢? 如果不處理歷史的傷痛, 它只會以另一種方式再生產和積累著相同的情緒, 八九六四並不是一個傷痛的起端, 它只是不同經歷的人, 面向著大歷史與自己生命史交叉而成的傷痛的一次重新聚, 這是我最初讀(及幫忙翻譯)「生命如河流—新、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 / 馬來西亞、新加坡抗日、反殖、獨立運動紀實(1938-1989)」時的感觸。
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的歷史好像與香港沒有直接的關係, 事實上並非如此, 我們的上祖父母輩, 亦即這本書的主角那一代人, 很多都是東南亞華僑, 他們曾經歷過同一段歷史時刻, 因為相同的政治因素, 而過著流亡的日子。
對於這一代人來說, 中國是亞洲反殖運動的其中一個中心。中國的反殖始自晚清自強運動, 之後再發展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抗日和共產主義運動。自晚清康有為開始, 東南亞的華人已成為了中國自強運動的支持者, 孫中山建國主要的經費, 亦來自海外華人, 甚至四九年後, 中國共產黨亦鼓勵華僑歸國共同建立新中國; 與此同時, 中國亦成為海外華僑新青年學習抗日、反殖和革命的聖地:
「那時候, 所有的海外華人都非常愛國(即中國), 很多人被動員起來, 積極籌款, 支持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運動, 這是日本人來馬來亞之前的事。後來他們終於南下, 來到馬來亞半島, 從此, 這裡的華人變得更積極抗日…我之所以決定參加是因為黨代表了窮人的解放…」(林觀英p.63)
「生命如河流」一書中的女性, 有一些是因為當時在馬來亞的女性沒有機會讀書而到「反封建」、鼓吹「男女平等」的新中國來學習, 但最主要是因為當時根本沒有國界的概念, 當時的海外華人經常來回華南和馬來亞地區, 所以新中國建國以後, 她們所愛的國是「中國」。她們在三、四十年代到了中國學習中文、反封建革命思想, 以至醫學知識, 之後再回到馬來亞參與抗日和反殖的游擊戰, 這場戰爭打了她們一輩子, 直到馬來亞共產黨與泰國和馬來西亞政府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簽訂了三邊協議, 戰爭才結束。
戰爭結束了, 但歷史並沒有還她們一個公義, 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官方歷史裡, 她們根本不存在, 又或被描寫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棋子, 而中國這個亞洲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哥, 對此亦沉默不語, 難道她們的生命意義就註定要被遺忘? 本書的紀錄者, 新加坡籍但常在香港的邱依虹, 前後一共花了六年的時間, 跑到泰北的村莊, 要尋回這一段歷史, 一段屬於她父親, 但卻一直被她自己排斥的歷史。這個追尋是與去逝多年的父親的和解, 從而重新整理自己的身份。
也許, 你會認為根本不值得花那麼長時間為這一少撮人做紀錄, 又或這本書的作用就僅僅是紀錄者個人的實踐。但是, 當我們細看這十多個女性的經歷時, 就可以看到一整代的華人僑胞都有相同的經歷, 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曾抱著「遠航歸來」的心情, 放棄馬來亞的所有, 回故鄉建國, 有的則在五十年代冷戰時期東南亞的排華政策下, 倉忙逃回大陸, 但在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中, 他們卻成為了打擊的對像, 他們當中很多人就這樣的逃到了香港, 沒有家也沒有國。
歷史一直都沒有為我們的上一代人說話, 我們甚至刻意地遺忘, 好像過去對於現在根本沒有影響, 我們亦無必要追究歷史的真相。中文大學在年前自以為是地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那個在冷戰時期極力清剿抗日華人的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就是最好的例子。當下耀眼的榮譽學位光環, 把歷史照成空白一片, 使那些自以為是愛國反殖者, 可以理直氣莊、積極地鼓吹後殖民的香港要學習五十年前後殖民新加坡的管治模式。
我們上一代的歷史傷痛被壓抑下來, 但並沒有消失, 只是以另一種形式傳遞給下一代, 變成了政治化的非政治化, 變成了犬儒, 變成了不能言明的焦慮, 這些情緒, 以其他的事件累積著, 直至溢瀉。
在日本侵華的問題, 我們一直堅持要有一個歷史的真相, 但在一國之內, 亦有眾多歷史真相被埋沒, 它不單對這些「小數」人民不公, 亦將影響大家的未來。和解不是泛泛而淡的溝通, 不是以單一的大歷史淹蓋多重的歷史真相, 而是要在多重歷史中主動地建構和重拾一個開創未來的主體。
(註: 這本書我有少量存貨, 要買的話可e-mail我 [email protected] 80元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