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啟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經濟自由主義以個人和社會的需求和欲 望爲動力，搖發展主義的大旗，爲市場經濟、私有化和經濟理性鼓噪呐喊，耳提面命驚慌失措的蕓蕓衆生，“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取得文化霸權，統攬書寫社會曆 史的大局。這期間雖然有若干批判的聲音艱難傳出，但在經濟自由主義的普遍性影響面前仍然是那樣微弱。像是一塊巨石從山頂加速滾下，以經濟的發展來解決社會 和政治問題，以對金錢財富的持有來面對人生的本質意義，這樣的觀念和作法已然操控著我們的生活。專家學者，教授大師，當然可以端坐於象牙塔，但學術也可以 是爲人生的。有沒有可能查探一下那無止境的欲望之源，可不可以把那塊西緒福斯的石頭掀回山頂去？不要亦步亦趨於資本主義理性的鼓點，在道貌岸然的發展主義 的呐喊鼓噪聲中吹一通嗩呐唱一曲民謠，新的可能或許就會悄然出現。
許寶強的《資本主義不是什麽》就試圖作出這樣的努力。從書名旗幟鮮明的態 度大致可以領略到作者不妥協的思想氣質和文字風格。該書的前半部就在致力於與化約的“資本主義”系列觀念的“風車”作戰。他的工作從揭開了所謂“自由市 場”神話的畫皮開始，開篇就是“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借用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令人信服的研究，許寶強重新“呈現”了資本主義發源地英國的“自由勞工”市場在十八、十九世紀形成的歷史過程，進而重申，所謂的現代和文 明的進步，是在血腥暴力和政府立法的剛柔並濟的聯合絞殺中起程，並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資本主義不是什麽》，18~20頁，以下引文只標頁碼未列出處 者均出此書）“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核心正是生産要素（勞動力、土地、資金）的不完全自由”。（4頁）當競爭進入壟斷的階段，“國家干預”已經成爲資本主義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從國內到國際的所有人們看得見的事件更確鑿地證明，“一切壟斷都是以政治爲基礎的”，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國家”干預，而是 問“誰將是國家干預的直接受益者”。（34頁）因此，他非常明確地指出，所謂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其實不過是一種措辭。按照流行的觀念，産權是否私有是 區分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分水嶺，清晰的私有産權又有利於技術的進步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因爲著名的高斯定理（Coase Theorem）指出，如果産權界定清晰，無論誰屬，在沒有交易成本的情況下，理性人之間的自由貿易會達至有效益的境地。對此，許寶強耐心地指出，那不過 是一種“迷思”。
一般情況下，企業經營好壞利潤有無的依據來自于會計的財務報表。但會計是什麽呢？會計並不僅僅是狹隘的成本效益的計算，而更是用以包裝業 績報告，改善公司對外形象的專業器具。用福科的話說，會計成爲一種現代權力的技術，在以一種現代的方式將經濟過程顯現的同時，也改變和規管了人們對於經濟 的看法。（69~70頁）不同的會計方法會産生不同的利潤計算結果，而不同的會計結果對公司的上層、一般員工、政府等方面來說，意味著不同的後果。産權私 有造就的企業理論上的股東並不能控制企業，真正對企業擁有生殺大權的是企業的高級行政人員。泛濫於當今中國上市公司中的假賬問題和股價的非正常運動並不是 由於中國的特殊性——而只是表現得過於極端，管理層侵犯股東權益的情形在西方經濟領域並不少見。經理層的權力不僅來自於監管的失效，更來自於對私有産權無 法界定的“剩餘權”——這可是有法理的。西方理論界——中國人一向信奉的——已經對此有過研究，謂“經理控制論”。（參41，52~54頁）當然，股東可 以解雇經理，但那是大股東，機構投資者。那麽，所謂對私有産權的權利和好處的呼喚只是爲大股東、機構投資者和高級經理人更合法地斂聚財富，爲把那些巨富們 更高更快地聳入金字塔尖張目了吧。所謂産權私有會帶來經濟效益和技術進步云云大抵也只是個幌子。
身居香港這個先發的繁華大都，大約是痛感到 了異化於人的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戕害吧，許寶強對於當今世界正甚囂塵上的發展主義思潮有著特別的反動。延續著華勒斯坦的思考，他質問：發展是什麽？究竟爲 誰或爲什麽要發展？經濟增長是否就等於改善人們的福利、提高人們的生活質素？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什麽？對於改善人的生活狀況而言， 除現代化和工業化之外，有沒有另類的發展（或不發展）的可能？（77頁）在《資本主義不是什麽》看來，發展主義如果不是災難，至少也是一種“幻象”或者 “迷思”。他引用羅蘭·巴特(Barthes)的論述指出，“迷思(Myth)企圖成爲社會的共識，使原本是歷史和人工生成的文化觀念，化成爲自有永有的 自然法則，將主導群體的利益自然化和普同化，變爲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迷思的力量建基於將語言等同于現實。”（前言）因爲在用以衡量發展與否的國民生 産總值（GNP）、地區生産總值（GDP）、經濟增長率裏，什麽被統計什麽不在統計之列，各占怎樣的比例，先在地就是一種政治，由於統計和貨幣對人類生活 的異化，“貧窮”和“落後”、社會發展和進步的“負資産”等意識被建構並且膨脹開來，羡慕與自卑、鄙視和區隔由是而生，而“豐富多彩的人類需求和自然生 態”，更被“約化成單一的面向，僅以經濟指標來衡量。”（78頁）極而言之，許寶強延引了薩靈士（Sahlins）在《原初豐裕社會》中的研究思想，指出 在原初社會的采獵民族，多餘的資産只能是他們遷徙和流動的負累，而他們的生活的物質生活並不見得十分貧乏，也不一定就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閒暇、自然的陽 光雨露，非基因食品，以及自由的流動，不是今天的人們夢寐以求的麽？“以無窮欲望和物質資財匱乏來衡量的‘貧窮’，只是現代文明的産物。”（82~83 頁）他的研究也因此而挑戰和顛覆了所謂“經濟增長總比不增長好，增長快總比增長慢好”的發展“常識”。
在拆解了常識中的若干觀念之後，許寶 強指出，“資本主義”不是“自由市場”不是“私有産權”，而經濟理性和發展主義也不過是某種迷思和幻象。那麽，資本主義是什麽呢？一種言說。一種被建構出 來的措辭。“一個文化大計，一個企圖使現實世界符合‘私有産權’、‘自由市場’、‘經濟理性’等抽象模型的文化計劃。”（前言）一種便利於利益階層宰製廣 大社會的意識形態。但這樣簡單、化約式的觀念不是天外來客，它是如何産生並建立起霸權統識地的位呢？在許寶強看來，“將私有産權、自由市場、經濟理性、工 業化道路等同於資本主義”，把“資本主義”看成“一個不證自明、自有永有的實體，有固定的意思反映固定的現實”，這樣單一、同質化的想象“並不是自由主義 經濟學的專利”，“以反‘自由市場’爲己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亦把‘自由市場’模型作爲分析和批評的起點”。在這兩方面的話語和想象裏，都不存在“集 體中的私有、自由的計劃、反自由的市場、自私的平均主義、和非極大化的理性等等可能性”。因此是鼓吹和批判的雙方“合謀”，以固定的概念指稱複雜多樣的現 實，然後將這些概念內化，以內化而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作爲衡量和改造世界的標準造成了今天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迷思”。（前言）他看見“部分由於科學主義 和實證主義的強大影響，部分因爲學科分隔的專業規訓”，語言和現實之間的巨大縫隙造成了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界這種“經濟”而“懶惰”的思維困境，他看 見了這樣的語言和措辭的局限，因此要從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專業限制裏走出，引入文化研究的關懷和視野，與“在地”的爲人生的關懷連接，與化約的、單一的 概念思維鬥爭。其實又何止於在香港語境下的社會科學和經濟學呢？在當代中國社會普通民衆的日常生活想象裏，在真誠而嚴肅的知識群體的思想討論中，民主與自 由的先後，國家干預的進入與退出，第三條道路的有無及其可能與否，不同樣都面臨著囿於這種的語言和概念陷阱的危險嗎？
因爲 《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和《發展的幻象》等論文的發表，因爲對於鼓吹私有産權和經濟理性等論調的不妥協的鬥爭，許寶強常常要被認定就是傳說中的所謂“左 派”。這真是一個非此即彼的美麗錯誤。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許寶強要批判的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單一、化約、固定的壓迫性理解，要剔除的是市場 和金錢對於人的異化，他只是拆解了所謂資本主義神話的概念把戲，但對於活生生的集市交換，作爲仲介的貨幣貿易帶給人的自由和解放，他都是樂於接受並且身體 力行的。他思想的鋒芒不只是對著資本主義，更試圖打掉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若干不食人間煙火的僵化因數。他其實謹記的是魯迅的告誡，“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 的，但能夠爲錢而賣掉”，經濟權是重要的。他試圖解決娜拉走後怎麽樣的問題，並以此來應對被概念化的東歐和中國歷史實踐中的對個人性的壓抑以及社會主義的 失敗。因此，在許寶強的思想圖譜裏，資本、市場、商品、私産、消費、效率、管理、成本核算、利潤、權威等等並不是與今天的資本主義相伴而生的洪水猛獸，並 不是天然地與友情、互助、合作、信任、自主、民主、本土、社區、好玩等等相對立而存在的，前者可以爲後者所用。（208頁）他指出“資本主義不是什麽”是 爲了打開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想象，使之成爲一具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更爲開放的“身體”，使之變得不那麽有破壞性，甚至是生産性的，從而讓更多更“好玩” 的抗爭策略隨之産生。在這種“拿來主義”的思想策略下，另類貨幣和貿易的展開，合作社等另類産權的出現就是對具有解放潛能的“資本主義”（因而也可以說是 一種社會主義）說“要”，而不僅僅是對壓抑性的資本主義、僵化的社會主義說“不”。（161頁）在他的概念裏，原初部落的自由遊獵，封建時代耕讀漁樵的自 給自足，資本主義的市場和私有者之間的交換，社會主義的互助合作和公共的生産和需求，多樣而豐富地糅合在一起，這樣一個合乎人性的、合理而“好玩”的生活 圖景不是沒有可能，也不是沒有出現，這樣的社會圖景不是什麽需要尋找的第三或第N條道路，它只是被強勢的資本主義想象所遮蔽，被我們日常生活中化約的言辭 所忽略，它期待著我們打開想象的思維，穿透並展開新的言說！
批判的理論和立場常常爲人所詬病的地方在於只“破”不“立”，“開不出方案”， 所以只能“在野”。《資本主義不是什麽》的後半部就致力於對另類貿易、另類産權、另類發展經驗的研究和總結，並試圖“開”出一條“新”路。它將對資本主義 的歷史批判與香港在地的社會實踐扣連，“重思香港社會運動”，展現出了這種艱難的思想批判和社會重建可能。在香港這個貧富分化懸殊而且差距還在繼續擴大的 社會狀況裏，一些定位爲草根階層代言人的團體和傳媒常常訴諸傳統的“左派”語言，批評資本主義的破壞性面向，而無論那種語言還是不是奏效，其後果當然是會 很容易地被吸納掉。許寶強在報章上寫了大量的文章，借助各種機緣和場合向社會發言，循循善誘地分析那些思維和語言的局限與危害。他善意地提請人們小心民粹 政治，並且指出：“若這些基進評論不能找出方法，把民衆的物質（和文化）需求跟建設性的社會計劃連接起來，同時避免墮入只是專注‘本土’民衆福祉的經濟主 義和民粹政治中，那麽有關經濟生活的翻譯和表述將很容易地落入新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手中，爲他們所壟斷。”（219頁）他一方面爲這些組織提供思想上的 資源，另一方面則從拉丁美洲、印度甚至歐洲的實踐和理論思考中爲他們提供實際的參考框架。他深入地研究了類似於英國的LETS、美國的HOURS、阿根廷 的以物易物俱樂部和日本的生活俱樂部的另類貨幣貿易踐行，看到了這些試圖回復到豐富多元的貿易活動的文化和經濟意義。它既是一種經濟活動，有效地抗拒和抵 制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現而今愈發囂張的大銀行資本的金融膨脹和金融排拒活動，又是一種社會連接，呼應了綠色運動、婦女運動、社區重建等各類新的社會 運動訴求，（128頁）同時更是一種遊戲，使商業活動也參與到了社群之間的互補互助人際關係的構建中，改變其單一的賺取利潤的取向，改造了貿易的性質，因 而是一種蘊涵了新的經濟倫理、道德和人際關係的文化安排。他研究了1895年國際合作社同盟成立以來的歷史，具體剖析了西班牙的蒙德拉貢合作社企業 （Mondragon Corporacion Cooperativa）和全穀合作社（Wholly Grains）等案例，看到了這些合作社所面臨的危機——無時無刻不受到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衝擊，經常要面對解體或改變其宗旨的壓力，也看到了這些合作社 化解危機的多樣性手法，更看到了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具體運作中所具有的革命性的意義。
帶著對這些實踐的考察和反思，他親自投身到香港灣仔社區集市的組織和 社區貨幣“時分券”計劃的設計和運作中，親身體會到了另類貿易和另類貨幣對於改善民生之可爲和文化意義。因此他堅決地指出：資本主義從來就不是一種純粹的 經濟制度，也不是可以用三言兩語概括的邏輯和社會關係，而是包含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和政治經濟踐行的歷史流動過程，當中充滿了權力的運作，也充滿了反抗的可 能。（177~178頁）他實地考察了印度卡華拿邦（Kerala，另譯喀拉拉邦）不需增長的發展經驗。按照通行的GNP等資料統計衡量，卡邦的水平是十 分低下的，是印度最“貧窮”的省份，經濟長期沒有增長，幾近於零，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美國的九十分之一，香港的八十分之一，甚至也只有中國的二點六分之 一，但卡邦的人均壽命、男女識字率遠高於發展中國家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包括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對勞動市場的合理而有效的管理等基礎設施和制度的建 立，使得卡邦人民得到了一個物質需要基本解決、生活環境相對安全、個人的政治意願及其在社群活動中的權利得到極大保障的生活環境。卡邦不發展和零增長的生 活方式及其可能顯然給了許寶強極大的啓示。
“愈趨精細的學科分工是這文化大計之中一個重要的元素，學院的規訓方式進一步規限了這些成爲常識 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前言）許寶強的論述和所爲裏有著改造現實的強烈自覺。近幾年間，他一直奔走在從灣仔的社區、天水圍的青年團體到他所供職的大學教席 之間。講臺上的授業解惑，課餘循循善誘地輔導學生之外，設計時分券的使用和流通規則，爲社運人士講課提供思想資源，與志同道合的友朋探討困境中的社區經濟 “危中之機”的可能，然後再把這樣活的經驗和思想搬上大學講堂，這樣的互動對他來說是內在的。從零增長的社會可能到分享工作（Sharing Job）的解困舉措，大多是由他率先提出，民間組織甚至政府部門搬過去就用，他都樂觀其成，無所謂“版權”。照一般人看來，他的知識譜系從布羅代爾 (Braudel)到博蘭尼、華勒斯坦(Wallerstein)和阿銳基(Arrighi)一路下來，綜合數學、經濟學、社會學的專業訓練，美國出爐的 博士，“根正苗紅”。接軌、對話，英文論文，如此等等的學界流行玩法在他並不困難。但這顯然不是他喜歡的說話方式，他“不是什麽”的論述和所爲裏要打的是 現實的“鬼”——他太看不過那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在電視、報刊睜眼瞎話般的“佈道”了——他的鬥爭方式是他所崇尚的魯迅式的，有板有眼的手法招招打在了物件 物的疼處，但在經濟自由主義者那裏，對這樣生動的經濟思想和經濟倫理仍然要視而不見——他們太懂得現代社會的禦人術，任何反吠或呻吟的風吹草動都可能風生 水起，聚成星火燎原的。就當他是旁門左道的強詞奪理或者吹毛求疵的野狐禪吧，將這樣的反動置身於荒漠中，讓它在孤寂裏逝去。這正是現代社會裏“有機知識分 子”時刻要遭遇的新境遇。但他並不孤獨更不失望，青年學生從純真而至於疑惑的眼神裏就閃動著希望的火光，他更欣喜於這樣的回應。那些朽木能有什麽指望呢？ 把仁愛街市賣菜的檔主、辭工在家相夫課子的母親請到大學的課堂上來，拿鄰近社區活的集市去解構和重新呈現“市場”的意涵，帶學生到深圳的街頭行走，以對文 化差異的觀察啟動他們對於生活的新的想象。
他的方法是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式的。他頻頻穿越于文化研究學院化的圍牆內外，其意不止於拆除學院既有的僵硬的學科分野，也不止于完善特定文化形式的思想和作爲，他的問題意識 來源於社會現實的脈動，因此他更希望能把思想文化的分析帶入現實的文化生活，介入社會的變革過程，從自己篳路藍縷的艱苦踐行出發，打通一個真正知識份子的 思想關懷和“在地”的民生取向之間連接的通道，解拆掉“純經濟”的意識形態壁壘，以開出對資本主義更爲豐富的分析和想象，從而轉變既有的權力形式及關係， 呈現社會形態的多樣性。他明確地知道像卡邦那樣的另類發展經驗的不多見，所以並不期翼於有著像香港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歷史的地區會採用卡邦模式，甚至回到 “自由快樂”的原初豐裕社會。他只是期待著能夠彰顯一個合乎人性的、合理而“好玩”的人類生活的文化計劃和安排。這工作顯然艱難卻無疑是偉大的。今年早些 時候，一位北方的學者曾經留意到並一把揪住“文化研究這件吊帶衫”上的曖昧性，疑心它早晚要“被收編爲父權秩序中的一位姨太”，憂心于文化研究的工作在當 代中國的可能，那麽，許寶強這樣“有機”的踐行是不是向我們展示了文化研究在當下的某種可能性？
香港是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但 要在這裏說話並不容易，尤其是要想使你的話說出來還有效，希望下次繼續說話的時候。經濟自由主義者們的霸權地位和他們目空一切的囂張自不待言，你的言說對 他們如隔山打牛。普通民衆、甚至一般大學生，他們同樣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個純經濟的制度，依經濟理性的原則辦事，這種邏輯的影響強大而深刻。基進運動的組 織者、社工等群體經年累月滾打在草根階層之間，深切地體會到了底層人民生活的苦難，養成了他們快意恩仇的精神氣質。他們慣于把現實的不合理簡單地化約和歸 咎爲資本主義的罪惡，言說得過於複雜，你將難以找到傾聽的耐心，更無論化爲“物質力量”；言說得太過簡單，問題揭示得不徹底，水過地皮都不濕，你自己更覺 得不滿意。這樣的言說就不只是一種現實的鬥爭而更是一種與簡單思維的鬥爭。另一方面，就自身而言，積年留下的精英知識份子的高人一等的眼光和習性，來自於 消費社會的各種光怪陸離的誘惑，永遠身在邊緣的思想特質的內在要求，無不預示著這種思想和踐行的艱難，即使是對一直對外界保持著警惕，有著批判思想和眼光 的左翼知識群體而言，卻也由於抵制誘惑和踐行的不容易，常常免不得要對它敬而遠之。他們的位置不在廣場、不在“象牙塔”，而在“十字街頭”。如此的說話困 境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很多次，我聽見不少人質疑許寶強哪個艱難的另類社會的經濟文化計劃，你所倡導的社區貨幣和另類貿易不是與自由資本主義的翻版麽，今 天的壟斷資本主義不正是從那樣的狀況演變而來的嗎，還有什麽前途？歷史不是只有一種可能性，“自由資本主義”的未來不見得就一定是今天的“壟斷資本主 義”，而且，社區貨幣和另類貿易的踐行並不只是自由資本主義歷史的翻版。他的回答謹慎卻不放棄。
希臘神話裏說，神判西緒福斯不斷地把一 塊巨石推上山，石頭因爲自身的重量又從山頂上滾落下來，他的勞動既無用又無望。於是，西緒福斯被視作是人類“荒誕的英雄”。但加繆說，如果相信荷馬，西緒 福斯是最聰明最謹慎的凡人。而今，資本主義如日中天，消費社會消銅化鐵，收編、吸納無所不能，市場的魔力見風是雨，無法無天，歷史仿佛已經終結於此，但新 的言說既已展開，許寶強“不是什麽”的努力大約不會是無用和無望，卻仍然存在著某種可能的吧！
（《資本主義不是什麽》，許寶強 著，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