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信接下來寫道：「在1993年7月8日，僱主給了我3000元作為6月的薪酬。她說她會在該晚把尾數給我，但她在收據上卻寫上3200元...我一直在等剩餘的錢，但沮喪的是，她最終都沒有給我。在該年7月，僱主說她不想我再外出；她說當她和我解約時，我就能享受我的假期。 她在7月15日說，她會在8月15日和我解約，所以我一直在等待那日子。但到了15日，僱主並沒有和我解約，因此我想取得我的薪金及每星期一天的假期。可是她仍然不願給我這些福利。」
「那麼，你是整個月都沒有假期囉﹖」
「沒有啊，姊妹。」
Rosa的眼睛轉了轉。
「她告訴我，如果我外出的話，我就不可以再回來，所以我怕外出。接下來的一個月，我仍然沒有薪金、假期、公眾假期，仍然是被鎖在廚房內。我還發現了他們沒有把信給我。」
「你怎知他們拿了你的信﹖」
「我看到啊；我看到那些信就在飯桌上。我對她說：『太太，我去拿我的信了。』她說：『你要在晚上或明天，才能得到那些信。你最好勤力些工作，這樣我才會把它們給你。』所以我努力的工作。但在該晚，當我在工作時—那時我正在洗碗—我弄出了一些噪音。她對我說：『你在洗碗時，最好小心些。它們是很昂貴的。我是在日本買它們的。』她接著說：『這樣的話，我會在明天給你那些信。』但她一直都沒有把信給我。甚至是五日之後也沒有。」Rosa告訴我們她的經驗：「我的僱主甚至會把信撕掉呢﹗所以我的信，都是寄往我的表親的地址的。」
「然後，我找到了向我的表親求助的方法。上個8月28日，我從廚房的窗，看到一個正在抹窗的菲律賓女人。我向她求助，她亦肯幫忙。我寫了一封給表親的信，並把它、我的護照及家庭傭工合約都掉出窗外。那菲律賓女人聯絡了我的表親...我在信上寫了那僱主有些甚麼問題：她老是把我鎖在廚房，與及我沒有薪金及假期。8 月30日，當我在整理他們的房間時，僱主叫我把身份證給她，但我拒絕了。她說她會自己從我的手提包裡拿。我不能置信她竟會做出這樣的事，但她真的走進我的房間並拿走我的身份證。在9月1日，我請求僱主給我薪水，但她仍然沒有這樣做。
我的表親很擔心我的處境，所以她告訴她的僱主我的情況，並請教她我們該怎樣做。...她的僱主陪她到勞工署和入境處，但入境處的人員叫她們向警方求助。在9月1 日，約在下午四時，她們了我的僱主的家，但那時沒有人去應鐘。我雖然在屋內，但在被鎖在廚房的情況下，我又怎能去開門呢﹖她們在屋外等了廿分鐘。不久，那老婦人就和她的孫女一同回來。警察問她說，她們家是否有一個菲律賓女傭，她說沒有。那警察就轉而問她的孫女，在我的護照上的照片映著的，是否就是她家的女傭。那小女孩笞道：『對，那就是Dally。她就在廚房內。』那小女孩開了廚房門並叫我，然後我就走出來。我看到我的表親及很多警察，然之後我就不住的哭，因為我想我已經安全了。然之後警察就和那老婦人對話。她撥電話給她的女兒—也就是我的僱主。不久她回到來，並和警察以中文對話。然之後警察向我查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以及他們究竟對我做了些甚麼壞事。我的表親和警察們就這樣救了我出來。
我叫僱主去檢查我的東西，在他們看完之後，我就把它們裝起來。然後我就去了我的表親的僱主的家。第二天我就向勞工署和入境處報告。他們給我安排了調解會面的日期。」
「調解會面的日期是﹖」我問。
「9月 16日，姊妹。在上午11時半。」
「如果你的僱主不來的話﹖」
「那我們就要把案件交到勞資審裁處。但如果她願意支付我所要求的金錢的數額，那麼這一切就可結束，然後我就會嘗試找一份新的合約。」
我問她怎能忍受這樣的情況達六個月之久。
「我盡我所能去忍受啊--我嘗試在那兒生活六個月，姊妹，因為我想到我在菲律賓的債務。我想到我的家庭。我想，就算他們這樣待我，我仍會盡全力去工作。但他們從未對我的工作感到滿意過。」
「你在菲律賓時要付多少錢﹖」
「要向介紹所付35000披索。我要向我的姨姨借那筆錢。所以就算他們對我很差，我都想留在那兒，因為我想還錢給她。但我的僱主經常喝我：『噢，Dally你很污糟呀。這一個!這一個!很污糟呀﹗』不要緊了，我想。我願為我的父母及兄弟姊妹犧牲。現在養活家人的是我，因為我的弟弟正在書院裡讀書。我要付他的學費和生活費。我有哥哥和姊姊，但他們都結婚了。我是家裡最年長而又沒有結婚的，所以賺錢養家的是我。」
「有些時候，姊妹，」她暫停了一下：「我很害怕。我想回到菲律賓，但有些時候，」她越說越細聲：「我想在這兒工作。如果可以的話...我仍會(在這兒)工作。我知道神與我們同在。或許祂是想測試我，看看我在初次來港時，能否適應，能否自己解決問題。或許我的第二個僱主將不是一個惡婦，會待我很好。」
「沒有事是不可能的，」Rosa補充說：「我們的第二個僱主通常都很好呢﹗」Maria，一個剛加入我們的談話的女子，說道：「對我來說，第二個僱主是一樣差呢。」Rosa說：「只要你努力禱告，就甚麼都能夠做到的了。」Maria搖頭道：「單是禱告可不足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