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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哲學之道的起點是桂林街與醫局街交界的一幢唐樓，是五十年代初一群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居住和講學的地方，他們包括錢穆、唐君毅等人，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學術界享負盛名。這批新儒家哲人繼承宋明儒學修己安人、內聖外王的傳統，並以現代哲學的觀點重新詮釋中國哲學。面對三十年代全盤西化論的挑戰，新儒家學者主張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價值，並重建中國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傳統。1949年下旬，錢、唐二人以流亡學人的身分抵港，在深水埗貧民區定居，以桂林街61至65號為校址，與經濟學者張丕介一起創辦了新亞書院，希望在香港弘揚他們人文教育的理想。哲人在深水埗生活了6年，桂林街、醫局街、南昌街、北河街和欽州街一帶都留有他們的足迹。
桂林街新亞書院舊址是一幢落成於1949年的唐樓。當年錢、唐、張三人窮困不堪，得到商人王岳峯的支持，才租下這幢住宅的3、4樓作校舍。全校50多名師生就擠在這不足1,800呎，設備簡陋的校舍中上課，錢、唐、張三位教授亦居住於學校內。當時的新亞是全香港最窮的大專院校：「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出薪水、學生繳不出學費」(錢穆《新亞遺鐸》)。學生大部分是來自調景嶺的流亡學生，身無分文，晚間露宿於學校的天台或樓梯間。新亞哲人經常要四出勸捐借貸，以維持學校的運作。但他們卻窮得快樂，仍一直堅持艱險奮進、困乏多情的教育理想，以及復興中國文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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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的哲學之道沒有京都的古雅、清幽和寧靜，反而有點兒破落、凌亂和喧鬧，予人截然不同的感覺。西田幾多郎生於日本的盛世，43歲(1913年)就當上京都大學的教授，地位尊崇，生活無憂，可了無牽掛地在小道漫步，參透人生和宇宙的哲理。錢穆和唐君毅卻生於國家危難之時。面對民族文化的花果飄零，他們選擇了當一個為生民立命的入世哲學家，將人生哲理與國家民族的前途緊扣在一起。其實錢、唐二人可以有另類生活的選擇，或可到台灣當大學教授，過着舒適的學院生活。1950年冬天，錢穆曾赴台為新亞書院籌募經費，獲得蔣介石的禮遇，並一起共晉午飯，軍政界要人包括陳儀、蔣經國、孫立人等，也分別設宴款待，可見錢穆崇高的地位。但哲人卻放棄了安逸，選擇了貧民聚居的深水埗，將他們的理想和使命在香港植根。
在70年代以前，香港的社會仍未富起來，普羅大眾的生活僅可餬口。但香港人的拼搏與奮發，卻扭轉了窮困的命運，締造了今日的繁榮。今天，我們在熱烈討論「中環價值」之時，也許應回望歷史，看看哲人在50多年前為我們所栽種的文化理想與道德生命的種子。
大家有空不妨到哲學之道走一走，想一想。
吳志華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