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drew X
按：九九年十一月的西雅圖的反世貿大示威，嚴格來說，其實並不是這幾年新興反抗運動的起點。當年六月十八日，各地社運團體已發起過一個全球行動日(Global Action Day)，在世界各地同時舉行集體行動，針對當時在德國科隆召開的世界八大工業國首腦峰會(G8)，挑戰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行動日的成功，直接間接為十一月西雅圖的成功舖路。然而，全球行動日的成功，亦挑出了全球反抗運動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這篇文章寫於六一八之後，尖銳地質疑社運積極主義這種形態，認為新的形勢要建立新的視野和運動方式。
歐美左翼運動在這十幾年來，受到多番衝擊，意識形態爭論、主流政党政治、以至革命遠景等的議題，日漸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公民社會、社會運動，以及這位作者所稱的社運積極主義 (activism)等。這篇文章毫不留情地批評這種反抗形式，指斥這種形態的政治，其實只是革命形勢低迷時的權宜，今日己到了突破關口。作者以無政府主義的一些原則，及六八年五月風暴前後名噪一時的創勢國際派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思想，點出了全球社會政治抗爭的困局。文章發表後被廣泛流傳、討論和駁斥，作者期後亦寫了一個後續，修正一些過份受人咎病的觀點。七年之後，至今讀來仍有新意。特別是對於全球抗爭形勢滯後了何只七年的本地運動界，這篇文章在本地反思反世貿的議程中，應該會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
Give Up Activism
六一八全球行動日(J18)中最大的問題，是採納了一種社運積極分子的心態。這個問題在六一八特別明顯，因為參與組織和加入這次行動的人，其實都在試圖突破這些界限。這篇文章並不是要批判任何人------它的目的只是要對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挑戰引發一些思考，如果我們真是認真的想去廢除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話。
專家
我用 “社運積極分子心態” 一詞，是意指有些人將自己首要地看成是社運積極分子 (activist)，也同時屬於一個由社運積極分子組成的社群。社運積極分子認同他們做的工作，視之為他們生活的角色，就像一項任務或一門職志，好像一些人認同自己是醫生或教師一樣。他們不會將這些事看成是他們碰巧在做的事，反而是他們的自我形象中一個必要部份。
社運積極分子是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專業人仕或者專家。將你自己看成是社運積極分子，意味著你將自己看成多少是有點特殊性，或者比其他人更先進，因為你比其他人更了解社會變革的需要，也因為你知道如何達成目標，並且在創造這些變革的實際鬥爭中，你是站在領導的或前沿的位置。
就如一切專家角色一樣，社運積極行動在社會分工中有它的基礎------它是一種獨特的工作。階級社會的基石是分工，最基本的分工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例如，在醫療和教育都有很仔細的分工。好像湊細路、吃補品這些事，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說三道四。但醫療和教育的分工，卻令這些知識都變成醫生和教師的專有財產。我們要靠這些專家來替我們做這些事。專家們經常滿心疑妒地捍衛他們擁有的技巧，並將之神秘化。這種做法將人們分隔開來，使他人日益感到無能，也鞏固著一個分等分級的階級社會。
分工意味著一個人負起一種角色，代表著大部份那些不想負起這些責任的其他人。分工意味著其他人為你種糧、為你裁衣、為你供電，而你則繼續實現你的社會改革。作為社會改革的專家，社運積極分子假設了其他人都不會做任何事去改變他們的生活，所以覺得有責任或義務去代他們做這種事。社運積極分子認為他們補充著其他人的欠缺活動。將我們界定為社運積極分子，意味著把 “我們” 的行動定義為一些可以帶來社會變革的行動，而把其他千千萬萬非積極分子的活動視而不見。社運積極主義建基於一種誤解，以為只有社運積極分子才是從事社會改革，但事實上，階級鬥爭無時無刻都在發生。
形式與內容
我們的政治活動靠 “社運積極主義” 這種形式表現出來，但在最近數年，它日益和正漸趨激進化的政治活動內容，產生了愈來愈大的張力。很多參與六一八活動的人的背景是 “社運積極分子”，他們為一個 “議題” 而發起 “運動” (campaign)。但過去數年在社運分子圈中的政治發展，卻已產生了一種情況，促使人們超越過去的單議題運動(single-issue campaign)，這些運動形式，曾用以針對個別企業和發展項目而發起。但現在已轉向一個雖然定義還很含糊，然而卻充滿希望的反資本主義角度。不過，雖然運動的內容已經改變，社運積極主義的形式卻沒有變。因此，與其是針對Monsanto企業，走去佔領它的總部，我們現在看見了比Monsanto所代表的片面面貌更大的真象，從而發展出一種反對資本主義本身的 “運動”。那麼，有甚麼比走去佔領被廣泛視為資本主義的總部------城市金融中心------更好的呢？
但是，假如我們仍只是針對一個企業或一個發展項目，我們的操作方式其實只是依樣劃葫蘆，雖然資本主義其實並不是同一回事，而你用以打倒一個特定企業的方法，也不應和你用以打倒資本主義的方法一樣。例如，動物權益分子可以成功破壞Consort 養狗公司和Hillgrove Farm養貓公司，使它們生意失敗，陷入赤字。同樣地，反對Hungtingdon 生命科技公司的那些屠宰狂的運動，也成功的把他們的股價砍掉了三成，使那間公司瀕臨破產，要在金融中心發起公關運動，以挽救股價。社運積極行動可以打倒一間企業，但打倒資本主義卻要做比這些更多更多的事，而非只是把這些活動，擴展到每個行業每間公司去。同樣地，動物權益分子針對屠宰場，其結果可能只是幫了大型超級市場，去關掉幾間小型屠宰場，因此而促進了競爭，以及市場的 ‘自然淘汰’ 過程。社運積極分子往往成功破壞一些小企業，但卻增強了整體的資本力量。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抗建公路運動。大規模的抗建公路示威抗議，製造了很多機會給資本主義的新興行業------保安系統、監視器材、挖隧攀山的公司、和各種專家和顧問等。我們現在只是他們競投建路合約時，要考慮在內的其中一個 “市場風險”。 事實上，我們可能只是促進了市場力量的宰制，把那些較弱和難以應付這些風險的公司淘汰掉。專門打擊抗議運動的顧問Amanda Webster說道： “抗議運動的發展，事實上提供了很多商機，為那些能夠有效地處理這些抗議的承辦商，提供了更好的商業優勢。”一如上述，社運積極行動可以打倒一間公司，或者制止一條道路的興建，但資本主義照樣繼續，如果不是更為壯大的話。
如果有需要的話，這些例子足以顯示，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不單止要求我們有一種量的改變 (更多行動、更多社運積極分子) ，而是一種質的變化 (我們要發掘更多有效操作方式) 。我們看來對真正要打倒資本主義沒有甚麼想法，就好像所需的只是令社運積極分子夠多，到達一個關鍵的多數 (critical mass)，就去佔領一切企業，我們就可以有一場革命….。
就算這些活動的內容已遠超裝載它們的形式，但社運積極主義的形式卻被保存下來。我們仍然用變成一個 “社運積極分子” ，就一個 “課題” ，搞一個 “運動” (campaign)的方式。又因為我們是 “直接行動” 派的社運積極分子，我們會針對我們的目的物去 “搞一個行動”。針對一個特定的發展項目，或單一的企業而去搞運動的方法，被移置到這種去幹掉資本主義的新項目。我們嘗試去幹掉資本主義，但又用完全不合適的語詞去思考它，運用一種只適用於自由改良主義 (liberal reformism)的方法操作。所以，我們有那種 “搞一個行動” 去幹掉資本主義的奇異景像，但那是一些全然不中用的方法。
角色
我們擔任的 “社運積極分子” 角色就好像警察、父母或牧師------一種我們用以定義自己和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的奇怪心理形式。 “社運積極分子” 是一種專業人仕或投身於社會改革的專家------然而，我們愈是依隨這種角色和對我們自己的想法，我們就愈阻礙著我們期望的東西實現。一場真正的革命，應包含著[每個人]從所有事先預想好的角色中掙脫出來，以及打破所有的專業隔閡的綱領，亦即是要使[每個人]都重新作為自己生活的主宰。重新掌握我們自己的命運，乃是一種革命的行動。它會創造新的自我、新的交往形式，和新的社群生活方式，而任何形式的 “專家” ，都只會妨害這形勢的出現。
當年，創勢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發展了對角色和特別是 “戰鬥分子” (militant)這種角色的嚴厲批判。他們批判的主要對象，是那個年頭常見的左派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但其實這種異化形式一直都存在著，現在也很容易找到。不過，在我們當下的獨特語境，我們更多碰上的，並不是左翼的戰鬥分子，而是自由派的社運積極分子。但兩者之間又(毫不奇怪地) 有著共同特徵。
創勢主義者 (Situationist) Raoul Veneigem將角色定義如下： “刻板定型是一個時代的主導形象……刻板定型就是角色的模型；而角色就是行為的模範形式。態度的不斷重複就創造著角色。” 扮演一種角色意味著鞏固一些表象，同時忽略了任何真實的東西： “我們臣服於那些借來的態度。作為角色扮演者，我們棲息在不真實當中------也就是說，將我們的生命化約為一連串的陳腔濫調------將我們的每一天，拆碎為一連串或多或少不自覺地，從各種主導的刻板形象中揀選出來的恣態。” 自從早期的抗建公路運動開始，這情況就已經存在。92年12月在Twyford 高地的黃色星期三行動後，媒介焦點放在Dongas 族及那些示威中梳髮辮的人。本來這並不很顯眼，在清場的時候其實也有一大群閑閑逛逛的人在那裏。但人們就被媒體報導所吸引，跑來Twyford，以為每個人都是梳髮辮的。媒體的報導產生了使 “普通人” 敬而遠之的後果，但更多梳髮辮的反文化族類就走了過來，大大地降低了抗議活動的多元性。最近，類似的事情又發生，因為保護沼澤地的抗爭在電視媒體報導後，一些人跑到示威地點，並開始模仿他們在媒體上的表情動作，因為這些表情動作，被視作 “生態戰士” 這角色的特色。
“一如消費者的被動性是一種積極的被動性，奇觀(spectacle)的觀眾們的被動性，也在於去吸納這些角色，在正統規範容許的範圍內，把這些角色扮演出來。形象和刻板定型的不斷複製，提供了一組模範，讓每個人從中選取一個角色。” 戰鬥分子和社運積極份子的角色，也就是其中一種可以選取的角色。所以，雖然一些革命辭令伴隨著這些角色，但背後其實是徹底的保守主義。
社運積極分子那些理應是革命性的活動，其實是沉悶和沒有用的例行公事------恒常地重複幾種指定動作，但其實毫無實現變革的力量。社運積極份子們甚至會害怕變革真的到來，因為這會干擾他們角色的輕鬆穩定，以及他們為自己劃出的一小片搵食地盤(niche)。一如工會波士一樣，社運積極分子是永遠的人民代表和中介人。一如工會頭頭會害怕因為工人真的鬥爭勝利之後會失掉工作，社運積極分子也會受真正的變革所威脅。事實上，如果有革命，或者任何朝向這方面的真正進步，的確會使社運積極分子們深受打擊，因為這會剝奪了他們的角色。如果任何人真的變成革命者的話，你就不再有甚麼特別，不是嗎？
所以，為甚麼我們要表現得像個社運積極分子呢？就是因為這是一個很容易做的懦弱決定嗎？[我以為]人們很容易去扮演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正因為它和這個社會很合拍，也無損它分毫------社運積極主義其實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異見方式。就算當作為社運積極分子的我們做了不被接受，甚至非法的事，社運積極行動本身也只像一份差事而已------意思是它和我們的心理和我們的成長都十分合拍。它具有某種吸引力的原因，正是它並沒有革命性。
我們並不需要更多烈士
了解戰鬥分子和社運積極分子的關鍵是了解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為了那些被看成是與自我分離的 “偉大事業” 而作的犧牲。當然，這種自我犧牲精神，跟那些真正的，試圖去掌握自我的革命活動，並不可相提並論，因為前者的所謂革命烈士精神，其實只是認同了一項和自己的生活並不相干的事業。反資本主義的行動把資本主義以為是 “外在地存在於” (out there) 城市金融中心，這是大錯特錯的，因為真正的資本權力，正好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每天都在重新創造資本的力量，因為資本並不是一件物件，而是一種由物所中介的人與人(因而階級與階級) 之間的社會關係。
當然，我不是說每個捲入六一八行動的人，都在同一程度上採納了這種角色和這種自我犧牲。一如前面說過的，我以為社運積極主義的問題，在六一八特別明顯，是因為那天本應是一個去打破這些角色限制，及日常操作方式的機會。我在這裏所描述的，其實是一種 “最壞情況” 的景像，說明扮演一個社運積極分子可能帶來的後果。我們有多大程度在我們的運動中把它指認出來，就顯示了我們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
社運積極分子令政治變得死氣沉沉，把人趕跑，但扮演這個角色也會把積極分子本人搞垮。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造就了目的和手段的割裂：自我犧牲意味著建立一條楚河漢界：作為愛和歡樂的革命是明天的事，但今天的事是職務和常規。社運積極分子的世界是由罪咎和職務所主導的，因為社運積極分子不是為他自己而戰，而是為一項與自己無關痛癢的事業而做事，[就好像是說]： “所有事業都是同等地不人道的”
作為一個社運積極分子，你要否認你的慾望，因為你的政治活動是把這些東西定義為不是政治的。你會將 “政治” 放在一個和你生活的其他部份不同的箱子裏---它就像是一份差事一樣。你在9點到5點幹 “政治” ，然後歸家做其他事。因為它是在另一個箱子裏，所以它不受任何真實世界當中關於成效的實際考慮所影響。社運積極分子感到有責任沒頭沒腦地努力幹同一套公式，不會停下來思考一下，關鍵的問題在於，社運積極分子要令自己很忙，必要時甚至要撼頭埋牆來舒緩自己的罪咎感。
要成為革命者的一個條件，是懂得甚麼時候要停下來，等一下。因為知道如何及在甚麼時候使出最有效的一擊，甚麼時候則應停止動作是十分重要的。但社運積極分子卻有一種由罪咎感來支配的 “我們一定要立即做一些事！” 的態度。而這是完全盲動的。
戰鬥分子或社運積極分子的自我犧牲情結，也反映在他們以專家自居而施加權力於他人之上------仿如一種宗教，裏面有一種由受苦和自以為正義化身的行為所組成的位階。社運積極分子自恃自己經受更大的苦楚，而施加權力於他人身上 (事實上那些聲稱沒有層級的社運積極分子團體，都建築了一種 “最投入者的專政”)。社運積極分子運用道德壓力和罪咎感，去向那些在苦難的諸神系譜上的新丁施加權力。他們本身的服從，和他們要令他人都服從，都是互相關聯的------因為這樣才能令所有人都成為 ‘偉大事業’ 的奴隸。那些自我犧牲的政治動物，令他們自己的生命凋謝，也傷損了他們的生活意志------因為這種生活方式，會滋長出一種怨毒和對生命的冷漠，這些反過來都會令一切其他東西枯萎。 “他們輕慢生命……他們是絕對自我犧牲的党徒…...他們那種惡魔似的禁慾思想，使他們的生命扭曲。” 我們在自己的運動當中，可以找到活生生的例子。有時我們希望坐下來，抖一抖，但建造街壘的那份工作倫理，又令我們受罪咎感鞭撻，甚至有時更過分到連午飯也取消。當看見其他人都並不在犧牲自己的時候，自我犧牲的烈士就會被激怒和冒犯。就如同那些 “勤懇工人” 以為理直氣壯地毆打那些街邊的流浪漢和乞丐時，是因為他們自己非常憎恨自己的工作，卻又要逼使自己成為烈士，所以他們很憎恨看見其他人，竟然逃脫了這種命運。他們厭惡看見任何人，在他受苦的時候竟然還在享受人生------他們一定要把其他人都拉下糞堆------一定要實現一種一視同仁的自我犧牲狀態。
在古老的宗教宇宙論中，成功的烈士會上天堂。用現代的眼光看，成功的烈士會期待自己青史留名。最偉大的自我犧牲、最成功的創造一種角色 (創造一個能令人仿傚的全新角色，例如生態戰士就更好)，可以保障他在歷史贏取一個獎項---登上布爾喬亞的天堂。
老左派呼籲這種英雄式的犧牲是眾所周知的： “享受你的犧牲吧，兄弟姐妹們！為了事業、為了新社會、為了党、為了團結、為了土豆加牛肉！”不過，今天這種呼籲是更為遮遮掩掩的：Vaneigem當年指責 “青年左翼激進派” 因為他們 “為了服務於一項偉大事業------所有事業當中最好的事業，他們花費了有創造力的時間在派傳單、貼海報、向政客示威詰問。他們把行動拜物化(fetishized)的時候變成戰鬥分子，因為其他人正代替他們思考。”
這個我們也似曾相識呀------特別是關於將行動拜物化的部分------在那些左翼團體，那些戰鬥分子自由參加無盡的忙碌工作，因為他們的領袖或大佬有著 “理論” 這手牌，新鮮熱辣------党的路線。而對今日直接行動派的社運積極分子來說，情況就有點不同------行動是給拜物化了，[不因信奉任何一種理論]，更多反是因為討厭任何一種理論。
雖然這些情況都存在，但在六一八當中，依靠自我犧牲和職務責任的成份並不顯著。對我們更成問題的，反是那種參與了社運積極行動，就意味自己和 “普通人” 是分屬不同世界的感覺。人們以某一些奇怪的次文化或小圈子而自我認同為 “我們”，和世界上其他的 “他們” 相互對立。
孤立
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自絕於所有我們應去建立聯繫的人。一日擔當了一個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就好像使你和其他人脫離出來一樣，因為你的確是有些與別不同。人們會用自己的第一身眾數去思考自己 (當你說 “我們” 時你所指的是誰？)，把自己看成是屬於某個社運積極分子的群體，而不是屬於某一個階級。例如，在社運積極分子的圈子中，已經有一段時間大家會說 “不要多談甚麼單一議題了” ，因為關鍵是要 “連結”。不過，很多人對這說法的理解，只是去和其他社運積極分子，去和其他運動團體 “連結”。六一八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整個想法就是去令所有不同事業不同議題的代表們聚首一堂，自願地把他們自己趕到去一個由各種偉大事業組成的死胡同去。
同樣地，那些最近在全國湧現的各式網絡和論壇---Brighton 的Rebel Alliance, Nottingham的NASA，Manchester的Riotous Assembly，倫敦的Underground等都有一個類似的目的------要叫同區內的所有社運積極分子互相討論。我不是要批評這個------對任何未來的行動來說，這都是必需的，但它應被看成是一種非常有限的 ‘連結’ 的方式而已。但有趣的是，這些團體在這類聚會所共同的，僅是他們都是社運團體而已------他們真正關心甚麼，只是十分次要的考慮。
要把全世界的社運積極份子連結起來是不足夠的，要把更多的人也轉化為社運積極分子也是無大作用的。與很多人的想法相反，就算很多很多人都變成社運積極分子，我們都不會怎樣靠近革命。有些人看來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以為只要每個人都被說服，變成好像我們一樣的社運積極分子，我們就會有一場革命。Veneigem曾說過： “不管革命的專家們[怎樣想]，也和這些專家[所想]的相反，革命每一天都在發生。”
戰鬥分子和社運積極分子是一種社會變革或革命的專家。專家們招攬其他人進入他們的專長的小領地，以增加他們自己的權力，並驅除他們自身的無能感。 “專家們……先招攬自己以便招攬他人。” 就好像一個直銷計劃一樣，層級是自我複製的------你被招募進來後，為免處身在金字塔的底層，你就要招募更多的人在你下面，下面的人又如是。這種由各種角色組成的異化社會，是透過專家們不斷再生產的。
Jacques Camatte在他的一篇文章 ＜論組織＞寫過一個很精到的觀點，說政治團體往往最終變成 “幫派” (gang)，他們用排斥的方式來界定自己------團體成員的第一忠誠是團體本身，而不是他們從事的鬥爭。他的批判適用於那些五花八門的左翼小宗派和蚊型團體，但在稍弱的程度上，也適用於社運積極分子的心態。
那些政治團體或党派把自己取代了無產階級，自身的生存和延續變成他們最首要的事------革命活動就和 “建党” 及招募党員同義。那些團體將自己看成是獨自手掌真理，所有其他人都只是笨蛋，需要他們這些先鋒分子教育。在同志之間不是有平等的辯論，我們有的只是理論和宣傳的互相割裂。團體有它的理論，但這些理論往往是秘而不宣的，因為他們相信，那些智力比較笨的，或會給一些比較大眾化的策略所吸引而加入組織，那時，真正的政治才會出其不意地倒在他們頭上。這種和團體之外的其他人打交道時，用的並不光明正大的手法，類似一些宗教小宗派------他永遠不會當面告訴你，他們究竟是甚麼回事。
在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和社運積極主義相似的地方，因為社運積極分子的圈子就像一個左翼分子的小宗派。社運積極主義整體來說有一些 “幫派” 的特色。社運積極分子的各幫派，往往可以變成一些跨階級聯盟，包容了不同類的自由改良主義者，因為他們都是 “社運積極分子”。人們將自己首要地看成是社運積極分子，第一忠誠是社運分子的社群，而非鬥爭本身。但 “幫派” 只是一個虛幻的社群，他把我們的焦點從更廣闊的抗爭社群身上轉移開去。Camatte的重點是批評在團體和階級之間，製造圈內和圈外的區分。我們把自己看作是社運積極分子，因而和廣大的工人階級群眾有所分別，並有不同的利益。
我們的活動應該直接表達真實的鬥爭，而不是強化一個特定團體的獨殊性和區隔性。馬克思主義團體當中，決定權力的最重要因素是擁有 ‘理論’ ------在社運圈子是不同的，不過也不是真的很不同------因為擁有相關的 “社會資本”------例如知識、經驗、關係、器材等，正是決定權力的首要因素。
社運積極主義在它的操作中，再生產了這個社會的結構： “當那些反叛分子開始以為自己是為一個偉大目標鬥爭的時候，權威主義就開始得逞。” 這可不是一個小問題，因為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最根本。資本是一種由物所中介著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異化的基本原理，正在於我們為一些我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東西服務。如果我們用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政治之名，而使這種結構得以再生產下去的話，我們一開始就已經失敗了。我們是不可以用異化了的工具來和異化鬥爭的。
[……]
社運積極主義是一個身處弱勢而逼不得已地採取的一個方式。[……]歷史上，那些最接近於動搖、去除或者超越資本主義的運動，從來都沒有採用過社運積極主義的方式。社運本質上只是一個適用於自由改良主義的政治形式和方法，用以將它推到其極限之處，並挪作革命的用途。對於真正渴求社會革命的人來說，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本身一定是問題多多的。
[反思西雅圖後的社運譯寫系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