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學聯週大一文的回應欄:
二零零三年開始是香港公民社會的爆發點，香港人歷經金額風暴的折磨、「沙士」的威脅及二十三條立法的不安後，於七月一日發出最後的怒吼。五十萬前扑後繼湧上街頭，表達對各種不同的訴求。那一天，走在這五十萬人中，一種難以言喻的使命感自內心深處湧出。或許是這一團火，讓我走入學生運動的圈子裡。
熱情過後，天真爛漫的思想總是接受無情的現實的衝擊。從削支罷課到人大釋法，從人大釋法到七一救港宣言，從七一救港宣言到全民投票、八九樓關係等等。我發現所謂社會良心的背後，也是充滿不同的對立面，讓人難以取捨。學運需要院校團結還是百家爭鳴?學生會是社會一道清泉還是民主運動的一塊齒輪?學生會需要有效管治還是不斷的討論?
說這些矛盾是學生運動的障礙，我寧願相信它們是推動學生會進步的動力。正因為這年學聯所出現的不同矛盾，才讓我及一眾「兄弟」(在我而言，常委們真
是親如兄弟)思索學運的路向、調整對學運的期盼。在此，我就近兩年的學運作一總結，並作出一些展望，從而為我的學運生涯劃上句號。
然而這是一個不完美的句號。因為離別在職，我觀察的是學運界的割裂。在學聯內部，我們出現意識形態的割裂;在學園中，我們看見學生會與同學的割裂。這種割裂，歸根究底是學生運動已欠缺那種感動人心的元素。君不見學生領袖擁有悲天憫人的人民情懷，也不見學生領袖的深刻分析，更漠說是學生領袖有如張韻琪般的決心堅持抗爭。既沒有感性的喚召，也沒有獨特的見解，學運又如何再感動人心?
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的精髓在於改變人對社會的期昐及想法。假若學生領袖只陶醉於那種與權力對抗的刺激感與正義感，那真是本未倒置。但願各學生領袖能努力，尋回那能感動人心的學生運動。
政治的好與壞
若論香港當前的局勢，正好套用著名小說<<雙城記>>的名句:「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最好的年代，因為自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香港的公民社會迅速發展，而零三年的區議員選舉及零四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歷年之高，並不是所謂民主派的勝利，而是市民對「港人治港」的自我落實，真正嘗試透過遊行及選舉改變香港的現狀;這是最壞的時代，因為中港關係陷入回歸後最長久的緊張狀態。七月一日，五十萬人前扑後繼走上街頭，讓中央政府頓成驚弓之鳥，並試圖以釋法及其他手法，收繄香港在零七年的政治發展空間。雖然新一任特首曾蔭權曾說服中央政府以「區議會方案」作為香港零七年政改藍圖，但是最終又被民主派推倒，讓中央政府再一次感到失望。
無可否認，學生會及學聯對於公民社會的迅速發展而受到鼓舞，並期昐把握這個勢頭，積極向當權者爭取普選。學聯走入主流社會運動及泛民主派的行列中，
嘗試在公民社會與當權者中間製造對立面，期昐引動民意作為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的工具，以爭取盡快落實普選。但是，中央在七一遊行後進行釋法及其他動作行，宣示中央政府在香港政治發展問題上要管下去。從不少領導人的說話中，不難發現中央政府的思路是既要尊重民意，也要掌握香港政治發展的節奏，並在政改上扮演主導的角色。而這個自八九民運後一直不承認中央政府政權的學聯，正面對兩難的問題:是要承認中央政府在香港政治的角色，還是以革命爭取普?
我不願估計那一種爭取民主的方法較好，因為當中的利弊難以衡量。但是學聯在這兩難的問題上採取一種類似「原教旨主義」的思想，觀乎港大在零四年「七
一救港宣言」被各院校以近乎文革批鬥式的責罵，實在讓人難以忘懷，也不那應該去忘記。因為這事件充分反映學聯僵化的思維。這種「原教旨主義」的背後，其實是我們對學聯的歷史一種錯誤解讀，甚或是一種對所謂「改變立場」的恐懼。
每有學生會派員上京，學聯的部分幹事總會大為緊張。無可否認，自八九民運後，學聯議決在六四事件平反前，不會與中央政府進行任何形式的交通。這是已
發生的事實，但斷乎不是一種道德的伽鎖。回顧歷史，八三年學聯代表已與北京政府進行交流，並討論如何在回歸後實行民主普選。難道他們也是民主的叛徒嗎?斷不是(當中其中一位代表至今是民主黨副主席)。只是學聯不知在甚麼時候已開始錯誤解讀歷史，把六四事件成為學聯歷史的全部，把對抗當權者成為學聯的最高教條。
這正是學生運動的迷思，以抗爭的方式捉繄「道德高地」的泥土。學生領袖欠缺判斷事非的能力，以致面對不斷變遷的政局也無力招架，只能硬性依從故有的立場。學生會繼續以虛無的抗爭嘗試尋求同學的支持，並將運動的失敗歸罪於同學對時事的冷感。我每每回想，為何全民投票投票率未如理想?為何「七一」、 「六四」，走上街頭的同學多，跟隨學生會旗幟的同學少?我嘗試以不同的籍
口安慰自己，但我不得不承認，學生爭取民主的運動已失去了感動人心的元素。那元素是學生領袖應有獨特的視野。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但是各地社會、歷史不盡相同，我們今天要爭取的，是如「新文化運動」般全盤引入西方的民主，還是符合香港整個社會的民主?因此，我認為民主運動不單是是非的判斷，更是如何為香港的民主進程注入正面的力量。
團結一致還是獨立自主?
四十九年前，專上學生聯會成立，並在七十年代成為社會運動中的主要力量。在這個「火紅年代」，大學學生人數較少，院校學生會內部架構較現在簡單，因此社會事務成為學生會工作重點，院校學生會的合作更見頻繁。但是自九三年港英政治大幅加大學學額後，面對會員人數及學生會體制的膨脹(例如不同屬會成立)，學生會的工作開始則重於院校內部事務，而社會議題往往被比下去，學聯在院校學生會的地位也大不如前。
隨大學數目的增加，大學資助委員會提出matching fund及大學分格等政策後，大學之間的分野更趨明顯，甚至影響了院校學生會間的合作。猶記得零三年時籍教育削支事件，在港大外副Eliza(她是我最敬重的一位學生會幹事)的帶領下，首次接觸學聯這個組個組織。那時理工大學學生會聲稱發起罷課行動，反對政府削減大學教育資源。但是港大及中大學生會表示反對。據悉，由於中、港大受削支影響較少，部分院校代表猜疑因此認為港大及中大不罷課的決定是岸觀火。學界立場不一，最終影響整個反削支的運動力量。
學聯團結與否，取決於院校學生會對學聯合作模式的理解。學聯是一個擁有雙重特性的團體，既是代表學生權利的一個組織，也是學生運動的平台。組織需要
問責性及代表性，運動需要視野、團結及靈活性，彼此是出現一定的矛盾。近年院校代表傾向追求學聯的代表性，要求重視院校的意見及增加院校代表議席等。而當院校認為聲音不被接納或受尊重時，便提出退會的考慮。從組織的角度說，他們提出退會既合情也合理，但同時對整個運動構成極度負面的影響。
因此，我們要問，該如何從二者取平衡?
個人認為，我們不是要在「組織」及「運動」取得平衡，而是通過認識學聯的目標，在兩者中作出作出權衡及主次之分。學聯是眾多的學生組織中，參與學生
運動時間最長的組織。從八十年代的爭取民主回歸到九十年代反對公安條例，由反對公安條例到爭取居港權，學生運動也對社會作出正面的貢獻。學聯與學生運動擁有不能分割的關係，「學生運動」應是我們所堅持的方向。
假若院校學生會認為學生運動有保留的必要，那麼學聯的會議與我們日常所接觸的世貿、歐盟等合作組織有根本的不同。世貿、歐盟等是各國資源分配的平
台，因此會議多以搏奕思維進行，國與國之間通過妥協、利益交換等過程達致共識。然而學聯會議的目標必然是如何促進運動，最終達致革命的成功。因此那感動人心的學聯，不是甚麼提高代表性，而是如何團結一致，追求社會公義。
學聯的運動?
所謂的團結有兩種考慮，一是團結甚麼人?二是團結以後的方向?當然，作為學聯核心成員，我們當然希望各大學生會全民參與學生運動，但學聯既作為一個學生運動的平台，期昐所有學生參加是不實際也不需要。不需要者，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學生運動的可貴不是波瀾壯闊的遊行示威，而是具前瞻性的觀點及感動人的決心。六十年代，一位華人政務司向幾位香港大學的同學的一個聚會後，便展開了香港殖民地時代的語民運動，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員。二零零年，香港大學學生會長張韻琪與幾個同學冒雨在校長門外絕食，成為首個拉倒校長的學生運動(不等於筆者認同她的立場)。
要動員學生參與學生運動，學聯與院校學生會需要一個清晰的分工。筆者認為可採納一個「由下而上」金字塔式的招攬人才模式。院校學生會作為校內最大的
團體，應以不同的方法吸引所有的同學(例如文康娛樂)。在眾多被吸引的同學中，學生會可將一些對社會事務有興趣的同學引入學聯。而學聯的責任，是如何組織及動員這群同學，成為學生運動的核心。
談學聯的動員能力，我們必須問:為甚麼要團結?
學聯一直對社會不同的議題發聲，成為所謂的「社會良心」。但面對這個議題不多的時代，學運又如何自處?筆者相信，這正是學聯現在所遇見的問題:學聯懂如何回應，不懂如何發掘問題。而學會發掘問題，必須討論我們所追求的社會是甚麼?
筆者固然對理想社會有個人的意見，但更重要是新任的成員討論。在此不便多說。但那真正感動人心社會，是一個人人皆有尊嚴的社會。
總結
現在的學運已不能再感動人心。這是因為學習模式及社會氣氛的改變?促使了學還是社會的制度的改變?
真正改變的，或許是參與運動者的內心。我們是缺乏知識，而是缺乏一套對社會的價值觀。過去學運的感動，或許是那分對價值的堅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