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現代城市裏還有預言這回事，我想指出，這預言在2011年10月24日曾經出現過。那天在香港大學舉辦的一個關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研討會上，有人發出預言，指國民教育跟校本條例一樣，都是從「上面嚟」的！說預言者，非無中生有的天外來客，而是一名八旬老人，他的名字叫陳日君。若你不健忘，你或許會記得，就在那次研討會前數天，這位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才就校本條例終審敗訴後進行了三天的絕食，深切表達悲傷和對法院判決之不滿。
一、
一年之前，當學民思潮才剛剛開始就反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科而組織起來的時候，原來國民教育的前期政治工程「校本條例」已安排就緒，可以說，今天政府推動教育改革樁腳已打好，任何有關課程或教學的東西可以隨時上馬，弄得一切已不是客觀條件的營造問題，而是時間的問題。難怪梁振英及其團隊能比零三年七一時的董建華政府及曾蔭權政府更漠視民意，就算七月份有兩次合共六十萬人次的大遊行，他也一意孤行地以三年的預備期及添加一個無意義的委員會作為硬推國民教育科的援衝來了事。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反對國民教育確是一場硬仗，硬不在於市民反對人數多寡，而在於我們要動搖和反抗的，已不是一個單純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能否獨立成科的事情，而是一個業已堅實的教育結構。所以在反對國民教育科這一點上，我們若從過去的歷史中看到一條線甚至一個更闊的面，必定有助我們去為事情作出定位。
二、
讓我們稍為回顧一下校本條例這段歷史，特別是一直抗爭到最後的天主教教區的立場及行動。所謂校本條例，其實是一項關於學校管理架構的條例立法，條例全名應為《2004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重點是要求各資助中小學，須在不遲於2010年全面將校董會法團化。而校董成員需包括教師、家長、校友及獨立人士等。法團校董會成立後的持份比例為教師、家長、校友及獨立人士合共佔四成，而辦學團體可委任其餘六成的成員。
整次校本條例的爭議，其實由2002年開始，當時立法會正準備通過2002年版本的條例草案，有不少辦學團體表示關注。之後政府再提出2004年的修訂，最終於2004年7月8日獲得立法會通過，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通過條例草案翌年，天主教教區就校本條例提出司法覆核，指條例有違基本法，案件2006年在高等法院審理，法庭結果裁定教區敗訴。那時，教區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申請。法律的程序之後拉鋸了好幾年，最終於2010年高等法院上訴庭裁定2009年教區提出的上訴敗訴，及2011年10月13日終審法院駁回教區上訴申請而暫告一段落。
三、
整件事件值得我們留意的有幾方面。首先是校本條例橫跨的時間和政府與建制派所聲稱條例是校政民主化之間的關係。無獨有偶，通過校本條例前一刻也恰巧是2004年立法會選舉年，這是緊接2003年七一大遊行和11月民主派大勝區選之後的立法會選舉，當時有評論指民主派為要報答天主教區在民主發展立場上支持過她們，故在校本條例一事上便反過來支持教區維持一種不民主的學校管理架構。這種抹黑之荒謬，強行扣連支持校本條例便等同支持民主的因果關係，跟現在國民教育所提出的那種支持國民教育科便等於支持國民教育的說法，在違反邏輯上是沒有兩樣的。而背後那種指稱反對國民教育的組織背後有政黨操控，令到參與之市民受誤導，更是將當年無稽之談再次複製上檯。如此發動媒體作攻奸的手段，政府過去屢試不鮮，特別在回歸後逐步地以官媒取代傳媒的環境下，這種在論述上的偏頗與及主動抹黑，在強推國民教育的梁振英新政府治下，尤有過之，變本加厲。
若我們稍為比較一下提出校本條例前的辦學情況，便知道所謂校政民主化究竟是甚麼胡蘆賣甚麼藥。其實由回歸至校本實施以前，資助學校的管理仍是由辦學團體主力承擔。各辦學團體可以依據其辦學的理念，有義務及責任自由地辦學及管理學校。這可以說是一個政府信任辦學團體的年代，也是相對地包容和多元化的教育年代，社會亦有足夠的法例去規管和保障學生的權益。而天主教教區在反對校本條例之先，早已有邀請家長、教師等參與校政管理的安排。及至在2004及2005年間，教區更依照1997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所建議，以教師、家長及舊生為成員設立「校政執行委員會」，作為校本管理的參考模式，參與學校日常運作。到2007年，陳日君樞機委託香港教育學院，對已成立「校政執行委員會」的學校作調查，並選擇其中幾所學校進行深入研究。該報告亦呈交教育局參考。（2011年10月14日《公教報》網上版）由此看來，校本條例的實施，並非推動校政民主化的唯一方法，在政府2000年推行教改之前，其實也有充足能達至不同持份者參與校政的機會，又能保留辦學團體辦學之理念的優良方案存在。政府不去考慮這些更好的方法，退而求其次地硬推校本條例，這不禁令人猜測，政府認為辦學團體那種管治的自主權和自由度，本身就是推行政治任務的攔路柱，唯有將之削弱及同時擴大政府可以介入校政的權力，才能如魚得水。在新成立的法團校董會內，擁有六成比例由辦學團體委任的校董，其實也沒有權力去罷免一位與辦學團體辦學理念相佐的校董參與校董會，若此種情況在辦學立場上發生矛盾，阻礙學校運作，教育局便能直接介入。這種為辦學團體去權留責的不公道條例，最終只有利於府對各學校進行集權且單一模式的管治。若我們將對政府的猜測重新放到校本條例推出的2002年，我們便會更加清晰地把握箇中的管治理性是如何走向的。因為2002年也正值是基本法廿三條的準備上馬階段， 政府有意收窄市民言論及集會自由以便利於黨國式的管治已昭然若揭。校本條例由如此思維的政府在相同的時候提呈立法會立法成規，更使我們今天能認識到那幅統戰的版圖不光是國家安全的層面，也是要在培育民智的教育領域同步擴張。政治對政治和教育兩大範疇作出整頓，為的是更加有利於中央對香港作「長遠打算、充分利用」。一邊禁止你表達自由，同時又為減低你的反抗力量、扼殺思想而做好準備。若梁振英政府說推動國民教育科有預期間的話，我想把事情說得準確一些，其實預備期正是校本條例本身，而非未來的三年。當我們稍為將時間再拉近一點，再配合近年的警權過大、新聞自由收窄、網絡廿三條、國民教育，與及梁振英至今念茲在茲關心的廿三條立法，我們便沒有理由去相信政府當年就校本條例掛在口邊的「民主化」是一種真民主，更難相信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要為一個更大和更容易引起市民反抗的變港計劃掃除障礙。那計劃可以是不斷進行中的中港融合，又或是土地規劃運動也未可知。
四、
另外，校本條例與國民教育兩事件更有趣的比較是，面對著政府將民主及國民教育去政治化的技倆，將它們約化成一種政策或程序，令到天主教教區及反國民教育的組織，在討論事件上都有點騷不著癢處的感覺，處處有理說不清似的。從中我們彷彿感受到，社會大眾好像缺乏了對中央政府之于香港管治的分析面向，又或者這種分析面向尚未在我們進行回溯歷史的過程中被辨認出來，所以輿論仍多集中在如何才算民主化，甚至民主的成份比例如何之上。而陳日君曾經提及的以往「政府經辦學團體監督受薪的校長及教師，按新法例是政府直接監導他們，這才是新法例的重點」（2004年3月23日《明報》），卻未有在主流媒體中獲得足夠的關注及討論。而他往後提及「擔心極端愛國主義者或乘校本條例之便滲透教會學校，學生或被迫接受國民教育洗腦課程」的言論，更有可能在別有用心或陰謀論的猜度下立時被公眾所否定（2011年10月25日《蘋果日報》）。再看今天的反對國民教育科主流論述，至今仍然是在國民教育的教材上爭論而要求政府撤回，但學民思潮曾指出由共產黨員撰寫教材這一點上，卻仍未有在擔憂之外去思考和分析更多，例如此舉為何是以製造擔憂和赤裸的偏頗謊言為策略而不是其他呢？在資訊自由的香港，中共的洗腦教育是否真能成功洗腦？若撤回國民教育科，但維持現有的公民教育，再柔性地大量增加交流團，多請太空人和運動員來港甚至訪校，定時發放祖國經濟及科研成就的文宣，是否更能改造下一代對國家的想像？要成功推行洗腦教育，究竟還要有甚麼的條件配合，又或需要經過多少代人才能真箇成功呢？共產黨員編寫教材所引發對國民教育的擔憂，會否是過度了？這種擔憂是否更反映普遍市民對共產黨的無意識恐懼？這種恐懼在校本條例以至國民教育中有沒有轉變？如何轉變？共產黨在國民教育一事中究竟是甚麼？凡此種種，好像都在證明教材有偏頗及如何偏頗的泥沼中早已耗費了氣力而未及討論。但其實反對及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來到今時已遠離了去爭辯教材是否偏頗及如何偏頗的階段。以729市民的反應及近日的街站簽名行動可見，進一步開拓更深刻的討論與反思以展開更廣闊的公民運動，已是整個運動尋找集體行動力的重點和關鍵。所謂預言之發生，端不在於發言者的身份，而在於它如何幫助我們去理解事件，能否為我們提供一種主流論述所隱沒的決斷想像與理性。其實預言一直都在，只等我們回溯時將它認出來。
五、
將校本條例與國民教育兩事比較至此，我們除了能發現前者是後者的影兒外，前者還是為了後者預備道路的而作的。從國民教育的眼光重新回溯校本條例，我們能意識到教育局而非辦學團體現擁有更大的權力去主導國民教育科及其他別樣校政。換言之，辦學團體本身就算有多反對國民教育及國民教育科在校內推展，只要法團校董會內有家長、教師、舊生或獨立人士校董表示支持，到頭來也未必不會見到學校推行國民教育科。再者，十八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代表都屬建制派，他們在法團校董會內自然也會為推行國民教育科保駕護航。故此，整體地要求政府全面撤回國民教育科，其最終目的不應只是撤回，而是更長遠地重新在各間學校內組織家長代表，要求政府重新檢討校本條例，將過度集中於政府的管治權，重新討論如何分配，令辦學團體的辦學理念能多元發展。這樣，我們才能真箇地做到撥亂反正。
六、
最後，我想從對校本條例到國民教育的觀察分析中，將思考再往前推衍一些，看看能否為我們產生多一些預言，有助創建不同的未來。由於校本條例的目的並非為校政民主化，我便嘗試大膽一點地複製相似的問題思路放在國民教育事件上問：其實國民教育會否也並非是為了國民教育呢？若國民教育不是為了國民教育，那麼我們一直以來認為已是進步一點地去爭論有關怎樣的國民教育才是我們所要的國民教育，便在事件中立刻變得不大相關了（雖然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延伸問題）。若是這樣，我們可以怎樣理解政府強推國民教育科的目的呢？
當我們已了解到一種新的事實，就是在校本條例以前，校政已有不同持份者參與。而我們也知道，在國民教育推行以前，也已有國民教育，市民也其實很愛國。且看有不少老師每逢六四都會講六四，七一前後不光談回歸而更加大談大遊行，同學們不論大小都會無不定睛地聽得入神；當然，遇有太空人、運動健兒，老師也會在堂上提及和說明，學生也為之而興奮；而那些天災人禍就更不消提也會談得合不了口。再者，整段香港殖民歷史，本身就偶然地保留了不少國內反動甚至革命的傳統和資源，這些都在資訊流動的情況下，更豐富地讓學生及市民了解和認識中國。再說，國家有難，香港人的籌款義舉更是冠絕全球。若國民教育為要教導我們愛國的話，這種愛國心，在香港從來不缺。那回到政府強推國民教育科的目的為何這問題上的話，我們或會說，國民教育其實是要教導國民愛黨哩！
但只要仔細去想，這個愛黨之說，其實也難以站得住腳。只因愛太沉重，力量也太大了。愛的本質如死之堅強，又如陰間的嫉妒。若有人要拿甚麼來換愛情，必然注定失敗。所以說國民教育要你愛黨，其實也是風險極大的要求，對全權中國管治模式而言，足以構成自毀的要求。
我們要想像的，將會是一個如此的社會狀態，一個如此的社會預言，就是一個說謊或隱惡揚善的政權不斷要求你對她效忠，而不要你對她有愛。因為效忠只會把人摧毀，而愛則會反過來將政權吞噬。想想如此沒有愛的存在，你跟國家的關係究竟會是怎樣的呢？你對她的認知又會產生怎樣的變化呢？知道歷史和真相而不去發生愛，這又會是怎樣的生存狀態？
（撮要版本刊於《明報》世紀版，2012/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