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孩子.政治.我們的未來」圓桌研討會小記

在六月三日參與了由嶺南文化研究系主辦,以美國左冀學者 L. Grossberg 作品 “Kids, Politics, and Our Future” 為主題的研討會。研討會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 Grossberg 對書的背景及內容作簡介,第二部份是請來香港各界各抒己見,第三部份稱作對話部份,梁文道主持,以本地議題為主。由於第二部份較散亂,這小記將圍繞第一及第三部份。

Grossberg 在七十年代初到英求學,師從 Stuart Hall,所以他的觀點主要是以英國文化研究的方法審視美國社會現象,而 “Kids” 一書可視為以文化研究觸動美國主流文化的一次嘗試。從研討會及網上評論介紹,該書是以孩子 (kids,泛指沒有獨立經濟生活,包括大學畢業後因沒工作而倚賴家庭的一群) 作為引入問題的中介,指孩子在美國人心中已從純潔與希望的象征淪為社會失序、罪惡、道德淪喪的根源,美國社會需要大力操控與防範這樣的一代 (如更多 policing)。Grossberg 第一樣要做的是為這公眾偏見平反,以各種數據提出原來今天的青年不比他們的一代差 (如藥物、犯罪率等數據),甚至比上一代更乖。第二步便是追問,若今天的青年不是那麼差,為何總受社會垢病,甚至仿如要向這些青年宣戰呢?Grossberg 提出這是 articulation (一種聯系上,結連) 的問題,即在過去二、三十年有關青年的論述被官方及主流媒體不斷塑造,如將青年暴力事件放大渲染,結果是讓社會公眾產生了一種敵對、不信任的心態對待年青人。即是整個年青人論述與其說是社會現象的再現,不如說是一種政治形構 (若以英國文化研究像 Cohen 的分析,這樣做是為了轉移個群眾視線,將社會問題推諉於年青人)。

那麼,可以怎樣做?我們的未來還有沒有出路呢? Grossberg 指出壞知識產生壞社會,而壞的社會只有壞的未來,要改變未來,唯有先改變現在。而這裏,便觸及知識份子的角色,他先對美國左派提出批評 (研討會上更戲虐美國並沒有左冀群體) ,指在過去廿多年,美國右派不斷塑造一種很差的國民身份 (如布殊那種認同基督教便等同認同共和黨,並認同大企業利益) ,本身是一種魚目混珠、混淆視聽,但美國左派卻任其發展,以至今天積重難返。可是 Grossberg 仍是樂觀的,相信只要重新建立 “好的知識” ,問題可逆轉,而將來仍是有希望的。

到討論時間 (注意:以下不是跟時序的),梁文道先說說笑,指他初入媒體亦有掙扎,不知算不算墮落,但看 Grossberg 的書,發覺進入媒體以圖改變社會文化是正確的,也算是肯定吧。吳俊雄也說說他的教學故事,指九七年時,他辦的關於身份 (我們從那裏來?) 的課程很殺食,很多學生報讀,但今天環境不同,學生的興趣更多是 hello kitty。作為知識份子該怎自處呢?吳俊雄提解救之道是葛蘭西式左派,即先不要高高在上高談理論,而先從學生興趣入手,先俘其心靈 (就跟他們講波講公仔) ,再將左冀思想慢慢滲透 (其說法是兩個部驟的 articulation)。

吳說新一代差了,基大的蘇耀昌卻給反例子,指今天仍有學生組讀書組談資本論,又或反資本主義宣言,帶出不應被 Grossberg 對美國的描述 (或吳俊雄的觀察) 而抹殺了校園學生的多樣性。更指香港知識份子在重述香港過去時偏重發跡史,強調如何從無到有 (中產論述),卻抹殺像六七年暴動 (強調反殖反資),低下層長期掙扎這樣的歷史,本身也是偏頗 (只重自強而忽視人文關懷)。

何秀蘭別樹一幟,提出當今的問題是全球資源掌握於5% 的人手中,美國作為最大利益者,正面臨新興國像中國或印度的角逐,若此遊戲規則不變,將來有出路嗎?不同樣是逼小朋友作成績競逐,以期不被擠掉?價值核心若不變,其他制度能變嗎? (這個亦是 Grossberg談出路時,我心裏孤疑的問題。) 何最後以資訊賦權作為出路。

邵家臻

這裏特開一段談邵家臻,是因為我對他的評語向來是:不錯吧!但又不是太 outstanding!但在研討會過後,對邵卻是充滿同情!

邵在會上談了兩事,一是社工指引,指示今後他們應多跟警方合作,輔導青少年時尋求警方支援。二是最近童軍有新搞作,是充當網上警察,舉報網上侵權行為。

對邵同情,是因為他以社工系身份談這些事情,而以上二事,正述說社工、年青人將系統地吸納成 policing 一部份。而邵本人,在約十年前發表的文章,最多引用的學者是 Foucault (若對權力敏感,而又眼看其專業淪陷於建制之網,本身已是多麼悲哀)。 而邵進入社工的年代,是社區發展進入尾聲的年代,社工為公義走上街頭抗爭的餘溫仍在 (然而這種情懷正急速沒落)。到他兩三年前離去,已是社區中心主任,算是小頭目,但大概是一筆過撥款及青協漸趨 (更) 保守,使邵真的待不下了。毅然離去,上學並當媒體人。本來鐵達尼沉淪,棄舟求去就是了。但邵就是要以社工身份出席討論會,並跟在座的談業界如何病入膏肓。

其他人沒有怎麼跟進,但頓時很有悲劇英雄的味道。因為其他講者似都找到了一種平衡,為其存在找到一點意義。唯獨邵卻就是那麼平淡的告訴大家船快要沉了。

Grossberg 說美國沒有左冀群體引來哄堂大笑。但是,香港有嗎?除了窩在教室說說公仔拯救三數生靈,面對這風雨飄移的大環境日漸淪喪可以怎樣?未來,香港的左冀可有真正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