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支柱的角度來說，首先，是一個地方被國家或政府選定開發，由鄉郊或農村開始。人力集中的製造業是一個城市開發的方案。製造業所說的，從來都是全球生產，一個初生的城市，從中設立工廠，為世界帶來便宜的生產成本。自戰後依靠製造業賺取外匯，是香港和亞洲城市發展的經歷與劇本。
技術轉移、教育培訓；基礎建設、社會福利，令城市生活穩定下來。而服務業當初從一個城市的製造業人口為市場起點，從市集街舖逐漸發展品牌，並塑造受眾的品味。當工業令一個城市的餅仔造大了，也養肥了一個城市的人口時，製造業便離開這個城市，向Offshore轉移，尋找更便宜的生產成本。所謂一個城市從這個階段向高增值發展，便是向服務業轉型。隨著各種各樣的城市建設，一個城市富裕起來，中產階級人口擴大，財富累積邁進消費休閒生活，這個經濟轉型關口順理成章，困難不大。
我一直在說一個不證自明，資本主義式的城市發展。沒錯，說穿了，資本主義所說的正正是財富積累。當服務業也飽和，市場開拓到了一個階級人口的盡頭之後，這個城市的發展又再進到下一個階段。資本家如何在這個階段、這個地方，繼續開拓市場，進一步累積財富和資本呢？從十九世紀巴黎的城市規劃，便看見一個城市發展背後的邏輯：在城市核心興建大型商場、超級豪宅、六星酒店與甲級寫字樓，並從中擺設高檔品牌(Luxury Brands)，好服務全球商務旅客與本土高消費人仕。另一方面，城市核心的規劃以地產項目為主，作新一輪的資本累積；並以金融信貨成就高檔消費模式，物業購置便是重要例子。如此高檔建築群，瑰麗堂皇亦重門森鎖。一個城市進入「最佳狀態」，甚麼東西都打入全球排名，爭艷鬥麗；消費消閒也極盡奢華。
這個階段代表著晚期資本主義的來臨，一個城市由工業資本主義進入金融資本主義。尤其在社會耕耘數十年的市民，一般認為這是社會的收成期，一切富裕成果都是值得和應得的。社會習慣於中產的物質生活，以信貨消費未來，一切還未逼到埋身。另一邊廂，統治者與資本家則悄悄接管城市空間，以法律與行政手段倒塞政制渠道，妨礙城市規劃的公共參與，政策可謂無聲無色，令市民蒙在鼓裡。
此時，地產金融已不知不覺蠶食工業創意，社會進入「食老本」時期。可統治者與資本家的貪婪還未及惡貫滿盈，為了更多的資本累積，資本家由一般金融信貨延伸至金融槓桿炒賣，並以貪婪感染買家，包括一般散戶市民。中產階級在士紳化與宮廷化的城市核心撕裂、產業被奪去無法為生，而要依附地產金融的生活模式。在奢華休閒的生活態度渲染之下，老弱貧困被忽視，失業變為平常事。一個城市早已進入風險社會。
當金權政治剝削夠了，市民也受夠時，便從習慣的生活方式逐漸醒覺。新一代重新反思數十年的生活方式與經濟發展邏輯，發掘統治階級的背景──他們掌管城市命運的權力來源、並追溯政客的階級代表性；同時，積極介入空間政治，奪回城市規劃的公共參與權。
當經濟支柱由地產金融轉型到文化和創意工業，對一個城市的長遠發展來說，相比短期的槓桿金融炒賣，風險相對少得多。但轉型波折重重，這涉及一個城市的市民階級和國族身份的重塑，在文化藝術和政治參與中，尋找自身城市（身份）的出路，令自身城市（身份）的輪廓進一步鮮明。
然而，一個城市的發展命運就是如此？或更應該問，這就是人類的命運嗎？歐洲自戰後重整憲政權力與經濟分配，實踐社會民主主義，一度成為其他國家城市的參照；至21世紀首十年，歐洲經歷911、民主危機和債務困擾等問題，可見資本主義仍然形影不離、仍然受到質疑。在全球一體化下的國際關係與經濟發展邏輯，會逐步將人類推向歸一而異同，還是走向持續鬥爭與分離？馬克思說過，要發展文明，先要裹腹取暖；然而，要繼續過物質生活，便要繼續消耗地球資源，包括：土地和水。還是，這種世俗化的政治經濟哲學要改變一下，好讓人類能夠在地球繼續生活下去而作出打算呢？相信這便是人類最難寫下去的生存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