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投稿於《What if 108》，可惜因種種原因未能獲得刊載。只好在此公諸同好，希望大家會有不錯的反應。
如果我們可能成為惡魔
若要數二十世紀遺臭萬年的風雲人物，希特拉不單會榜上有名，還很可能會位列榜首。希特拉是少數能與惡魔齊名的歷史人物，不少歷史記錄都將希氏描述為沒有人性的惡魔，而本地報章則直接了當的稱他為希魔。一些人曾嘗試將希特拉的肖像變成廣告或商標，可是這些嘗試最終都全告失敗：他們最終都要承受着群眾以及德國及以色列外交官的壓力。近日英國的哈里王子穿上納綷服裝參與派對，最終引發了一場不少的政治風波，令英國王室尷尬不已。
但希特拉真的是一位不可理喻的惡魔？近日一齣名為Der
Untergang的德國電影，卻對此持否定的態度。在電影中，希特拉不過是一位普通人。他固然有冷酷、狂躁的一面，可是他也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老人。此片公映後引起了議論紛紛，有不少人對電影中對希特拉人性化的描述甚為不滿。
誠然，軸心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犯下了不少彌天大罪。奥斯維辛及南京大屠殺的教訓，都是世人不應忘記的。可是，我們亦不要忘記同盟國在同一時期犯下的罪行：美國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亦使世界開始籠罩在核武恫嚇的陰影下。此外，美國在對日本宣戰後，將居美的日本僑民關在集中營，嚴重侵犯人權。英國對德國本土狂轟濫炸，其中以德累斯頓(Dresden)一役最為慘烈，亦為不必要的復仇行動。而蘇聯在反攻德國期間，基於政治理由而對烏克蘭人大開殺戒，在進入德國後更殘殺德國人。德國哲人康德的家鄉凱特林格勒(Kaliningrad舊稱為Königsberg)則被蘇聯據為己有，大量德國平民被迫流徙。
同盟國的戰爭罪行，縱然未能比得上軸心國的暴行，也都是有違人道的惡行。可是這些罪惡都給世人遺忘，甚至將之肯定為戰勝軸心國邪惡的必然惡。整場戰爭的一切責任，都統統的拋到軸心國的身上。
自己眼前的樑木
在新約聖經中，耶穌曾教導門徒不要自以為義、論斷他人。不然，這就會像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卻看不到自己眼前的樑木那般可笑。
可是人類卻偏偏最愛做一些令上帝發笑的事。我們愛挑別人眼中的刺，就像挑自己臉上的暗瘡那般。我們不愛正視自己的問題，只會將問題全部推卸在別人的身上。我們輕則笑別人為化外之民，重則冊封他們為「邪惡軸心」的一員。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曾有報章的漫畫畫出了上帝之手，直指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為撒旦。在九一一事件後，則輪到拉登及蓋達組織的成員得到類似的封號。入侵鄰國與恐佈主義，兩者皆當為世人所譴責。可是西方世界昔日的殖民主義，以及今日世界權力的不公，均是中東問題的重要因素。可是歐美地區的人卻往往欠缺反省，只會將問題歸咎於在他們眼中那些奇怪的中東人。而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人更理直氣壯的支持國家的軍事行動，選擇性的對自己國家造成的不公義視而不見。
我們只愛將他人視為邪魔外道，卻忘記了「妖魔」與我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納綷支持者不都是瘋子。他們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蕭條，目睹祖國在凡爾賽和談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他們有着為祖國尋找生機的理想，只是選擇了錯誤的出路。中東地區的人民則曾承受殖民政權的擺佈，在冷戰中淪為超級大國的棋子。不少人都冀盼可以擺脫外國勢力的操控，重振昔日回教帝國的聲威。一些懷着這一份盼望的青年人，則當上了恐佈份子，成為了人肉炸彈。
筆者無意為納綷及恐佈主義辯誣，它們都是邪惡的。筆者要指出的是，這些邪惡的事物，很多時都是出於像你與我一樣的凡夫俗子之手，背後也有不少正義、崇高的理由。倘若我們只會指責他們為惡魔，那恐怕我們是未看見眼前的樑木。就像一些美國人，他們看得出蓋達的禍害，卻不知自己愛國的行徑使他們成為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幫兇。
分辨善惡的咒詛
在舊約聖經中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如此解釋人類原罪的來源：亞當與夏娃為要變得像上帝那樣，便偷吃了分辨善惡樹的果子。事後他們果然有了是非羞恥之心，可是在上帝面前，兩個人卻互相指摘，將責任推在對方的身上。說穿了，人類的是非道德很多時只是一場把戲，以自己為至善、以他人為至惡。德國反納綷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內地譯為朋霍費爾)甚至認為人類只要分辨善惡，便是犯罪。
不論是納綷、蓋達還是美國人，都犯了同一樣的錯誤。他們都將自己眼中的善放到最大，在「善」的前題下，他們沒有任何事是做不出來的。這是極其危險的錯誤，因為一切殘酷的勾當，都可以在「善」的前題下得到潔淨，甚至可以被高舉為典範。在「善」的前題下，良心的制約不再有效。不論是再平凡的人，只要他接受了社會的善惡規範，他也可以在毫無壓力的情況下制造一個又一個人道災難而面不改容。
我們不能再指責納綷、蓋達等為魔鬼。他們都不過是凡人。我們要接受一個殘酷的事實：你的我只要稍不留神，也很有機會像納粹及蓋達那樣，犯下種種滔天大罪。
倘若我們不希望重蹈納綷、蓋達或今日美國人的覆轍，那我們必須要建立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對於一切的常識、坊間的一切判斷，我們均必需存疑、以批判的態度面對。對於社會上各種義氣嚴詞的口號，我們必需嚴陣以待，慎防有人會口蜜腹劍。
我們要勇於顛覆常識中對美善的看法。舉例來說，眾人均視愛國為高尚之情操。可是我們又能否看到愛國的論述背後，可能存在着對建制盲目的擁護？在2004年，香港曾一度掀起了關於愛國的爭論。當中有一些言論，直斥民主制度為西方的制度，認為支持政制民主化的社會運動背後充斥著西方世界的陰謀。有些人甚至更進一步，認為只要對國家的執政黨有所質疑，便是不愛國的表現。不少光怪陸離的事隨即陸續出現：有人高唱「沒有共產黨便沒有新中國」獻媚、又有人把對手祖宗「賣國」的陳年往事也挖出來痛罵一番。當愛國成為了終極的「善」，民主及自由這些值得追求目標竟被棄之如履，而國家執政黨犯下的罪惡則變成了神聖不容侵犯的圖騰。當我們忘記了民族不過是想像中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忘記了國家本身的限制，我們便會走上了回步自封、排斥異見甚至是反智的不歸路。
近年香港人逐漸建立起香港人身份的自我認同，開始學會珍惜歷史留給我們的遺產。這代表了香港人開始在這個城市中生根，不再是無根的一群。可是一樁美事的背後，又豈無隱憂？在自我認同的同時，是不是可能隱含對非我族類的仇恨？香港人的自豪感，又是不是建基於對新移民、「阿燦」、大陸人、菲傭、「阿差」及「阿星」的鄙視之上？當我們將多勞多得、自食其力視為令香港人自豪的核心價值，可會想到這很可能是既得利益者推絕承擔社會責任的托辭？我們又有沒有想過，這套想像很可能只是適用於中產階層的「中環價值」？這套想像難道不是對基層及弱勢社群的岐視以至是排斥？
要避免納綷、蓋達及美國的錯誤，將希特拉、拉登或小布殊視為魔鬼加以踐踏，實在是無濟於事。一切人道災難的始作俑者，均是像你與我一般的血肉凡人。倘若我們不能先移走眼前的樑木，質疑所謂的常識、超越固有的善惡觀念並容讓事實自己說話，那恐怕我們將會淪落為魔鬼的族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