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五區總辭」（下稱「總辭」）建議已引發泛民同路人間的激烈批評。相對於其他政治議題，盡早落實普選之訴求該是香港社會中最少爭議的一項，故論爭並沒有落在原則立場方面，而真正觸碰輿論界政治神經的地方該是那股鮮明「行動」傾向。也許，在年底政改問題的燃眉挑戰下，將會觸發大大小小或恫嚇或「來真」的「行動」，而深入思考委實迫在眉睫。
「行動」（Action），從天星行動到紮鐵罷工到社工衝擊社總到議會抗爭的烽烽火火中，於這幾年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部分輿論視之為「抗爭的激進化」。香港的政治光譜更隨之切割成溫和與激進兩類，前者多被奉作政治實踐的主流。問題是，「激進化」一說只從人們乖離政治常規的角度——過激——來解讀，而沒能釐清當中所釋放的政治能量，今次總辭辯論也不例外。有別於「睇阿爺頭」、「減少矛盾」、「協商」和「共識」等以溝通為核心的溫和派政治常用語， 「行動」涉及的其實是另一組以對抗性為核心的政治元素：「促發事件」、「敵對」、「抵抗」和「決斷」。然而，在前一組字眼構成的政治目光下，人們往往無法清楚地掌握後者那些關鍵字的含意，若尚未至於帶着原罪的話。因此，疏理「行動」及其關鍵字被遺忘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便十分重要，否則我們不會具備開放而公平地審視任何行動方案的能力。
行動，或阿倫特的積極生活
在香港，「睇阿爺頭」廣泛流行在人們中間。就像市場經濟理論中的無形之手，彷彿政治領域裏也潛藏一隻中央之手，而香港人的一切「行為」均由市場和中央決定。他們彷彿只是台前的玩偶，背脊均繫上了被用作操縱的繩索。其實，正是行為（behavior） 一詞表達出的危險，這是其某種定律下的被動產物。
根據阿倫特（Hannah Arendt） ， 行動一詞表示「創始」、「引導」和「發動某件事」的意思。她從古希臘提煉出積極生活（vita activa）的概念，表達人類的一個根本方面，即作為受到各種處境——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制約的存在物（Conditional Being），人類依然有能力回過頭來介入自身的環境，注入開端和誕生的元素，而非完全受其宰制。政治領域中的行動正是在人群中間——複數的人群做為政治生活的特有條件——重新創造自己的處境。
她說道， 「行動，就它致力於政治體（Political Body）的創建和維護而言，為記憶，即為歷史創造了條件。」就是說，至少在社會行動主體決定如何行動之前，記憶和歷史的領域尚未完全封閉起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那末，行動又是為了什麼？
例如爭取普選，人們彰顯的是遭客觀世界壓抑掉的民主權利，即揭示一種迫切而非可以不斷拖延的權利。揭示性是行動的重點所在，阿倫特如是說。行動會揭示出人們自己是誰和他們自己界面的共同利害所在。問題是，行動置身的社會空間絕非平順和諧，各種政治力量及其異質追求往往此消彼長。因此，行動總是意味着對抗。
對抗的道理
1 無法取消的敵對
不論是建制派抑或大部分泛民，都將對抗（Antagonism）的狀態貶斥為壞政治，但此一否定沒有改變其在政治領域中的核心性。讓我們先承認一項基本的不方便事實，宣揚和諧的中央政府其實一點都不和諧：向內地維權人士、異見人士或香港的泛民主派進行排斥和壓制，限制他們正當的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可能性。這份由上而下的敵對性往往難以察覺，因為它早已被改頭換面成彷彿中立客觀的社會秩序。需要指出，敵對不僅是專制政治的專利，而是遍及所有政治的固有特徵，悄悄寄生在我們熟悉的政治概念裏頭：女性主義不是以排斥父權思想為職志嗎？人權的主張不是要抵制任何侵犯人類尊嚴的暴行嗎？和諧社會的維繫不是結構性地預設了所謂不和諧的敵人嗎？但這不是通常所說的為反對而反對，而是透露出人類政治關係中無法擺脫的敵對性—— 施密特（Carl Schmmit）視之為政治的核心，不管人們怎樣的按程度將之劃分而為競爭、爭議、衝突、矛盾、對抗和敵對。
2 否定的外在性
顧名思義，對抗涉及一組跟外部世界的否定性關係。但為什麼是否定而非肯定？拉克勞（Ernesto Laclau）所謂的「構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指出，每一社會認同在定義自身疆界的同時，都會界定出其外部。關鍵在於：「外在」不是無關痛癢的外部，而是真實威脅到認同的外在障礙，其不可能的象徵。例如，父權思想就是威脅女性主義的外在否定性力量，但同時是其認同界定和構成自身之際必須排除之物。因此，此一外部也不是那種純粹差異的外部，例如既有人喜歡行街也有別人熱中睇戲等完全談不上敵對的情形，而是：當某一「外在」（outside）阻止了另一「內在」（inside）的構成，即否定了其存在之際。總的說來，對抗性揭示出社會認同的維繫不可能完全依賴自身，而「外在」的否定和威脅更是構成性地縈繞不散，因而道出：對抗性一旦消失，認同便岌岌可危。
3 存在和認同的前提條件
若對抗是認同的前提，那末問題便是：如何定奪出「外在」？或換個問題方式：何者才是對立於「我們」的「他們」？答案並無普遍規則可循。例如，在民主派眼中，反對普選的力量固然是貫徹其民主認同的外在障礙；但反過來，另一些人則認為民主派的異議性格才是和諧社會的眼中釘。在此，南轅北轍的政治陣營各自建構出自己的「外在」。也許，俗話「搞對抗」的確有幾分道理：「對抗」不是自有永有，而是要「搞出來」的：通過勾勒「我們」的共同追求及其相伴而來的「外在」——不管是和諧社會抑或民主社會——所作出的決斷。
對抗的進行和政治社群命運唇齒相依。試想想，假若缺乏對抗，外在的否定性力量及其意識形態便能夠在後者的靈魂和肉身上無人駕駛地橫行。而在精神深處，人們甚至無法辨認自己曾經反覆揭示過的利害和認同。這不是正在發生的變化嗎：2012 年雙普選到今天已沒人多提，而曾經極力追求的07╱08 雙普選更已忘記得七七八八。難怪已故政治思想家施密特認為，當某一衝突狀况否定了政治社群的存在格局之際，政治便意味着一種判斷：「是否需要加以防制或戰鬥？」而他斷言如果放棄對抗，消失的將不是政治，而是那個政治社群。
4 作為社會啟示的對抗
細心想想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情景，面對香港不民主的現狀，建制派總會以淡化的口脗勸說：我們中間沒有矛盾，對於是否該在當下落實普選，大過不過是觀點上存在「差異」而矣。在這裏，恰恰跟民主派理當站立的對抗性分界線不同，建制派竭力把普選與否、延遲或盡早都說成是不重要的差別，視之為僅僅局部性的小失誤。然而，正好因為上述區別，才突顯出對抗性的核心意義。拉克勞嚴格區分社會和政治的界限。前者佔支配地位，通過收伏敵對，掩藏自己建基於其上的排斥系統，佯裝出一副客觀中立的非政治化臉孔；相對於前者，政治則由對抗的元素組成：作為統御秩序外部的否定性力量，對抗割破其和諧一致的社會假面，揭示其偶然性和不可能之處，從而打開一道社會缺口，使希望和轉變成為可能。因此，在引入否定或進行揭示之前，建制的面龐總是顯得客觀而美滿的，而對抗要阻止的正是這種幻象的最終完成，因而充滿啓示。
冒險，或齊澤克的決斷
在對抗的脈絡中、佔優勢的外部否定力量之下，旨在開創新局的行動，看上去總是不可為的。如果通過既存情境來審視的話，得出的結論每每是所有客觀條件都顯得不利：時機尚未成熟、民意傾向保守、中央不會改變、輿論不會支持和削弱自己形象等——總辭討論中反覆出現的論點。齊澤克（Slavoj Zizek）稱此一狀態為不可決斷，即任何開創的行動都不能通過給定情景的慣性思路獲得保證，而人們只能在不可決斷的情景中作出沒有終極擔保的決斷（Decision），即俗語說的冒險。
想想那些重要的行動和事件，當中沒有一次是等待穩操勝券的客觀條件完全具備才進行和發生的：以我們的經驗為例，遠可回溯至如六六年的天星絕食行動或八九民運的北京學生運動，而近的則有七一遊行、天星皇后運動或紮鐵工潮等，它們都在不甚有利的社會條件底下「發動」的；如果今天看來輿論都表現得同情甚或支持的話，牢記那完全是「後來」才創造出的形勢，而非充斥不可決斷時刻的最初。齊澤克則喜歡說「法國大革命」：十八世紀的知識界可以準確把握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社會階層狀况或意識形態衝突，但： 「卻沒有任何知識能讓我們預見或解釋那個叫『法國大革命』的事件」，一旦爆發：行動或事件比較像是「無中生有」。
這是銅板的兩面：行動指向的未知領域固然蘊藏了豐富的創造潛能，但也因同一份不可預測性而讓人恐懼甚至抗拒。齊氏的一段說話也許更好地勾勒出這種可能和不可能之間的弔詭，但不像一般人般從結果來衡量：「行動並非僅僅在既有的貌似可能的界域之內發生」，而是「重新界定了可能與否的界線」；行動不單止完成了「貌似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在轉化的同時，回過頭來重新「創造了自身可能性條件」。因此，跟政治乃妥協之藝術的流行定義相反，政治在行動者眼中其實是：不可能的藝術（The Art of Impossible）。
此文刊今天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