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圖見此。
自富士康工人「連環跳」引起廣泛關注後，中國民工再度成為中國論述的關鍵詞。然而，在鋪天蓋地的媒體報導後，工人階級仍在當代社會仿如蕩然無存。除了「民工荒」和「春運」中面目模糊的工人外，我們對工人階級的理解還有什麼可能性呢？一月中時，我撥開媒體、輿論和官方論述等一切的雲霧，切切實實地採訪了數名愛心小組的工人。我聽到的，除了是工人親身的維權經驗外，還有是一個階級重新發聲的需要。
老唐本是一間玻璃工藝場的行政管理，於2009年9月時在加班期間被玻璃割傷，被醫院評為十級工傷。醫院建議他接受康復治療，不能上班。但當老唐將醫院所發的病假單交予資方時，資方以「每個工人拿病假單來要求請假我也批准，那誰來工作？工場也要關閉啦！」為由，拒絕了他的要求。後來他的手指的功能萎縮，幾近不能動。老唐於是申請官方認定，希望能取得合理的工傷賠償。
法律程序依舊繁複冗長
老唐表示，由於資方並未為他購買社保，故他首步需先往專門處理工傷的社保局申請工傷認證。工傷認證需要資方的簽署才生效，但資方拒絕簽署。幸而，戲劇性的是，工場的律司認為資方應蓋印，老唐才順利獲得資方的蓋章。當他遞交申請表時，發現申請需一併提供他在工廠工作的紀錄，例如工資表或考勤卡。資方同樣拒絕給予，老唐惟有申請勞動能力證件。不難發現，整個申請程序上，工人需要搜集不少資方擁有的紀錄證明或其簽署，但資方為維護利益，多不願給予工人，或以此作交換條件。若缺乏相關證明文件作證據，自然大大減低工人維權的合法合理性。可見在整個法律程序上，工人依舊被置放於不利的位置。
老唐續說，資方表明「打官司」才會賠償，他便直接往勞動商投訴。按照《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勞資可先進行調解。但資方一直逃避，老唐遂申請仲裁並勝訴。在老唐向中院申請強制執行賠償前，資方已搶先申請延長時期及上訴。案件被分為工資及勞資兩部分，卻被安排在同一天審理。「我沒錢請律師，怎能同一天兩邊走？」老唐苦笑。他唯有申請延期，訴訟亦變相被拖長。
無論自08年新制訂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如何缩短仲裁期限，資方仍有辦法在程序上「鑽空子」，不斷拖延訴訟期限。老唐坦言，若資方將案件上訴至終院，案件至少也要花一年半時間審結。對於老唐般因工傷而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來說，賠償不單是他們的生計，更成為工人及全家的長期生活支柱。但賠償卻往往因冗長的法律程序而無限延長，可以想像得到他們無奈的窘境。
法例缺乏機制監察及確保工人獲得賠償
工人需要面對的困擾，除了是磨人的法律程序，還有資方的威脅手段。老唐在訴訟期間經常受到資方的騷擾。最嚴重的一次，資方派人假扮速遞員，約老唐出來見面，然後趁機襲擊他。幸好老唐沒有受傷，但之後他仍不斷收到資方來電，威脅若他不交出病歷本便傷害他的家人。老唐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怕，也不會理他。」
驟眼看是電影情節，卻真切的發生在工人身上，而且直接威脅著工人自身與其家人的安全。老唐稱，即使報警亦不受理，公安只推塘為勞資糾紛，非屬他們的權限。老唐更歎喟，不少工友也遭遇類似的情況，但年紀較小的或女性會因害怕而放棄維權，甚至連也薪水放棄。如此便姑息了不少以暴力手段，缺乏監察機制只會助長成風。
老唐謂，更荒謬的是，冗長的法律程序讓資方能利用充裕的時間將財產轉移，或是將全部財產提出。即使最後工人在法律上取勝，亦無法獲得應有的賠償。現今的《勞動合同法》或《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亦欠缺任何阻止資方此類違法行為的機制。工人往往耗費了大量時間金錢仍難獲賠償。工人更因維權的風險與成本提高而選擇與資方私下協商，或只拿取部份賠償，而放棄維權。資方便輕易地利用法律上的盲點獲得好處，使工人更為孤立無援。
工人法律知識的重要性
面對困難種種，老唐亦提高了法律意識。他十分自覺地說：「工人若對法律不了解的話， 必定吃虧。」的確，在整個法律程序中，處處皆見陷阱。如前文所言，資方持有的紀錄為他們取得法律上的「資本」，讓他們製造對其有利的「故事」。相反，工人若缺乏法律上的知識及意識，便容易落入陷阱。訪談間，另一工人亦強調證據於維權過程中很重要，但偏偏不少工人卻忽略了。他稱，工人的工作紀錄多在廠方，而且，工資條上亦未必有工人的加班紀錄。所以，他提醒，工人平日需自行紀錄加班時數，並確保工卡上有資方的蓋章，以保障權益。
法律以外的可能性
與其說工人如何能在法律上保障權益，倒不如思考一下法律以外的可能性。在一般的法律程序上，都是散落四處的工人獨自面對財雄勢大的資方與其法律團隊。而且，工人的微薄力量難以發揮作用，致政府大可視若無睹。故對工人來說，集體意識較法律意識更為重要。自工業革命以降，工人的連結與組織從來都是重要的，工會更是工人與資方、政府對話、談判與抗衡的發聲機器。然而，中國只鼓勵工人以法律途徑解決與資方的糾紛，而壓制工會的力量，更立法限制其成立，維穩之意昭然若揭。
維穩背後，工人階級難以組織起來争取話語權，卻只能如影子般在社會中若隱若現。報章的跳樓新聞仍沒完沒了，工人最終徒為欠缺主體的幽靈。
後記
剛抵達愛心小組於沙井的中心時，最令我詫異的是中心裡的一排書架。裡頭放滿村上春樹、昆德拉等著名作家的作品，還有不同的文史哲及社科類書籍。書架旁有一名工人正在用電腦。我的詫異當然是源於我對工人狹隘的想像──缺乏知識、落後。但工人究竟是什麼呢？誠然，每一個工人均有其獨特性與差異性，我們不應以「工人」指向的一種整體身份來壓倒每一個個人的故事。或者說，我們可以從工人的個體與集體之間尋找平衡點，如何的個體（只容許消費個體？），和怎樣的集體（如能讓工人聲勢浩大的工會）才是最重要的。
筆者最近在讀賈樟柯的《中國工人訪談錄》，悸動於作者重現工人清晰可觀的面目與私密的記憶。我當然難以如賈般為工人重塑血肉俱存的精神面貌，但仍希望藉此為曾與我親身交談的工人敘述他們所述說的和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