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皇后碼頭拆卸的司法覆核訟費的籌款，於數天前大功告成。如果讀者不善忘，大概還記得皇后碼頭官司的來龍去脈。2006和2007年特區政府先後拆卸天星和皇后碼頭。當時坊間流行講「集體回憶」，而反對清拆碼頭的人則以「本土行動」命名他們的組織。「集體回憶」和「本土」均指向一個群體的共同經驗，而這樣一個群體通常被認為擁有一樣的身份。但群體包含誰和他們是否擁有共同經驗，這當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當時參與運動的人並非不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提出運動是要奪回對「本土」的詮釋權。
之後香港有關文化保育、公共空間、城市規劃等的爭論和抗爭持續不斷，當中既涉及我們對這個城市未來的想像，也觸及政治權力在現實中的操作。然而，當中的「我們」是誰呢？曾經有一段時間，運動中人很喜歡用「庶民」這個詞語。「庶民」指平民百姓；用這詞語的目的，看來是為了將抗爭跟本土無權勢的人的經驗連繫起來，為運動尋找主體，並將這主體放在這個城市的歷史、空間和未來的脈絡中，藉以建構一個去殖香港人的身份。
香港人從來都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他們當中有經濟和政治上的矛盾，也有社會和文化上的排斥，但這不表示「身份」沒有意義。事實上，「身份」對平民百姓來說，也許比對有權勢的人來得重要，因為「身份」往往讓人得到歸屬感，感受到力量。從正面角度來說，我們可以藉著身份的建構回顧過去，認識我們的缺點和成長的道路，並為未來塑造願景。從負面角度來看，身份的建構往往包含對被視為異質的事物的排斥。
天星皇后碼頭掀起的一波社會運動，正是讓人經驗到一種積極和正面身份的建構。可是，今天面對政府強拆政府山和推出龐大移山填海計劃，香港人表現的關切遠遠不及意大利名店禁止香港人在其窗櫥前拍照。名店固然是侵犯了香港人的自由以至歧視香港人，但我覺得人們的強烈反應主要不是這兩個原因，而是該店踩低了香港人抬高了大陸人。
有朋友在Facebook每天張貼跟大陸人相關的圖片和數字，目的不過是證明大陸人如何不文明和香港正遭大陸人「入侵」等。但是圖片和數字讓我看到的，不是大陸人如何如何，而是一些人的焦慮。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焦慮正在迅速滋長，而且正跨越世代、背景和政治取向。區議會選舉前，建制派成功將外傭居港權的官司炒熱，與此同時，一些反對建制的人也「蝗蟲」前「蝗蟲」後的駡新移民。
有朋友說，香港人排外的情緒（尤其是針對大陸人）反映我們失去了自信。換句話說，這種情緒本質上是防衛性的。自我保護本來不是壞事，但當我們將一種防衛的姿勢變成一種「身份」時，自我保護就可能變成一種不斷尋找新的敵人的舉動。另一方面，人們的焦慮很難用「人權」、「平等」、「共融」這類抽象口號去消除，也不能只是以「種族歧視」的說法加以指責（見這裡）。人們擺出防衛姿勢是因為感受到威脅，但那是甚麼樣的威脅，威脅是真的還是假的，誰受到威脅，該如何面對等等，都需要認真的討論。同樣，人們是否失去了自信，為甚麼失去自信，跟客觀環境有甚麼關係，如何讓人們重拾自信等等，也必須受到關注。
我想說，不應該將人們「排外」的情緒視為一個立場問題，否則這問題會一直困擾我們，而且會越演演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