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沙士令我第一次用另一個角度看自己的家居，我赫然發現，現代家居是一副很複雜的機器，好像永遠也弄不明白，而且，其複雜性是可以致命的，那平常不過而我家你家也有的一條「煙囪」，原來會有煙囪效應，病毒可以傳播與滋生，而我對U型管的知識至今還是一知半解。 除了煙囪之外，我相信你我家都有許多詭異的漏洞，我的水箱有時會漏水，洗澡地台的水永遠無法自動流走，水廁的沖力好像不夠，沙士期間我也經常懷疑自己會否中招，漂白水的殺菌功用與心理治療功用同樣重要；朋友的天花板油漆剝落，樓上好像漏水或積水，那戶住客我卻不認識，他也不知道對衛生會帶來甚麼影響。前陣子在周刊裡看到一個故事，一位住客由2000年入伙至今，單位有各種各樣問題：牆壁剝落、滲水、漏水，她與發展商對簿公堂，家，令她煩惱不堪，家，令她與香港最大的發展商之一鬥爭，家，令她開始增加有關「家」的知識，家，好像沒有甚麼安全感，或者說，安全感不是來自地產商廣告的「理想家居」，家，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這副龐大而複雜的機器，是香港政府與大型發展商共同建造出來的，香港在過去地產狂潮時，除了樓價升外，大廈高度也越來越高，當建築師的朋友告訴我，因為法例規定住宅單位的窗戶之間最少要有八呎，地產商為了節省空間，多賺幾呎（好幾萬呢！），所以你家與我家的廁所之間的距離便只有八呎，而樓宇越來越高，煙囪也越來越高，因為越來越高，泵水、排水也越來越需要各種設備機器，我們與不太認識的鄰居便要在沒有足夠知識與能力下共同維護這副複雜機器。 聽說偉大的地產商想出一個點子出來，乾脆來個密封式廁所，令你看不見煙囪，眼不見為乾淨，美其名就如酒店房間廁所一樣。我不知道以後是否仍會有XX效應與YY效應。 香港的多層式高樓大廈家居有甚麼問題？我們需要甚麼知識、心理預備、社會組織、政治力量來面對這個現代家居？我們是否需要另外一種現代建築家居？我們可以嗎？
社區
我曾響應政府的呼籲，也來「健康生活」一下，早上到樓下的緩跑徑跑步。我住的是新界西北某公共屋村，沙士前已特別劃出一條緩跑徑，但跑的人不多，我後來才知道原因，這條緩跑徑不是預先設計好，而是硬生生地加上去的，只在地上劃了一些記號及指示，設計屋村的人當初根本沒有想過要有緩跑設施，所以這條路經過屋村三個垃圾站（全村共有四個垃圾站），緩跑人士會與辛苦推著巨型垃圾車的工友一起上路，吸到陣陣臭味，在起點及終點附近，是屋村主要出入的通道，所以早上緩跑時會碰到上學的小朋友及上班的白領，各自以不同的速度與步伐互相躲避。很不幸，這就是我的健康生活。 設計者當然沒有顧及居民的使用習慣與需要，因為那些幫房署工作的建築師不是住在屋村的，就連幾千元一呎的私人屋苑都像從工廠「啤」出來一樣，你很難想像建築署會有甚麼創意，對小市民的空間需要有甚麼體會。
不用怕，我們香港有超過五成是綠帶，我們有郊野公園、樹林、濕地... ...，親親大自然還是健康的；對不起，我住的屋村十多年前應該是荒山野嶺，但現在窗前看到的是森林－－石屎森林，在社區裡走動，也看不到通往綠色天地的路，遠處看到青蔥的 山嶺，但可能要翻開地圖，仔細看研究，才知道上山的路徑有多迂迴曲折，例如住在馬鞍山的居民，真的上過馬鞍山（或以至八仙嶺）的人不多，經常去的更是寥寥可數，因為香港的新市鎮是從天而降的，移山填海後，雖然部份大自然倖存下來，卻隱沒在城市景觀之外，不用說市中心，就連新界新市鎮也與大自然一分為二，新市鎮必備的不是與自然環境的互動，而是觸目所見的高樓大廈與商場。 所以，也難怪不少人只好依賴沙士後旅行社的本地團冷氣巴士，把我們載到青山綠水走馬看花，以至往往連東南西北甚麼名堂也搞不懂，我們最清楚知道的，恐怕是尖沙咀中間道這個旅行團出發點。
怎麼辦？
沙士之後，董建華委派實在空閒得很的曾蔭權來關心我們的生活環境，手段老土兼無厘頭，繼續永遠不會完結又與沙士無關的清潔香港運動，不准吐痰，不准扔垃圾，不准曬被，罰到你怕，但怎樣解決「煙囪」問題？怎樣才能健康？
近年最關心香港居住及城市空間的民間力量，其中之一可能是負資產人士，連七一遊行也見他們的陣勢，這種現象約略可看到香港人對生活環境的關係，就是總以資產（asset）兩字概括，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行先，因為樓市下滑，供樓人士資不抵債，所以要出來抗議，可是每日每時每刻的日常使用價值（use value），是否就稱心滿意？我們似乎只有等到煙囪效應出現了，才知道自己家貶值不是最可怕，而是家的設施與設計出現問題才是最致命，而生活的社區環境的各樣安排，至今仍然沒有人重視。
我曾經問過學生：你們的理想家居是甚麼？答案與地產廣告差不多：鄰近地鐵站、交通方便、就近市區、有海景、有會所... ...，作為老師，我對這種想像力的貧乏只有感到慚愧與自責，朋友告訴我，英國已開始有人在中學裡教授建築與空間，我們的學校則只有教人管理家務的家政，所以更不用說社區環境設計與規劃。 這些問題當然不能一句意識落後便可以總結，筆者與香港人一樣都是生活在不能自己掌握環境改造與空間生產的小市民，市面的樓宇由地產商與政府一手包辦，公共空間設計與城市規劃，我們無從置喙，有多少人會買一張看不懂的分區大綱圖回家研究？我家的那條不知所謂的緩跑徑到底要找誰去算賬？我也不知道。
搞社區工作的朋友說，香港需要一個「通渠」行動－－不是要通傳播沙士的糞渠，而是把那些控制與營造生活空間的權威機構打通，讓市民有可以衝擊、挑戰以至參與的渠道，我想，要通渠，當然要裝備自己，社區環境教育是一個環節，關注家居社區使用價值的集體力量及團體也是另一環，這應該是沙士後民間健康生活的重要議程。
原文刊登在《思》2003年8月第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