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在《明報》的專欄文章（八月二日）中提及我在嶺南大學的實任申請遭否決後，不少同行、朋友及媒體都表示關心，令我有點意外。在這裡我想向大家道謝之外，也覺得有責任跟公眾說明一下。
首先，我先向不太熟悉大學人事體制的朋友交待一下整個程序。我自2002年開始在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書，最初是授課導師；我後來成功申請受聘為助理教授，在2014-2020年間，我的合約轉為終身合約制（tenure track），合約於2020年8月完結，最遲需要在今年年初申請實任，即獲得終身合約（tenure）。整個過程要順序得到以下委員會的推薦：
＊系內的評審委員會（Departmental Review Committee, DRC）
＊學院學術評審委員會（Faculty Assessment Panel, FAP）
＊（大學的）學術人員評番委員會（Academic Staff Review Committee, ASRC）
不獲推薦實任者，合約結束後，不會獲得終身教席。我於年初提出申請，七月初接獲通知，申請被拒，大學只給我一年臨時合約，2021年8月結束。職銜也由「助理教授」轉為「客座助理教授」。按大學程序，被拒申請者只能以「程序出錯」為原因申請上訴。於是，我在七月中下旬申請上訴，至昨日（八月二十四日）收到上訴不成立的通知。
我在申請上訴前，向大學部門申請取得個人資料，從各份評核報告，得悉人事評審過程的細節。在申請過程中，我得到系內（由三名資深、高級教授組成）的委員會（DRC）推薦，同時，也獲文學院院長（她本人是電影研究、視覺文化研究的教授）推薦。但是，在申請到了FAP時，委員會內的三名教授成員（院長不是成員）第一次開會（二月）討論後，便已一致表明不推薦，與系方及院長意見截然相反。他們所持的原因是，本人著作的學術出版機構（publication venues），即出版社及學術期刊，不夠「重要」、「國際級」（internationally outstanding）。在合約裡的確列明研究要有「國際級」，但何謂「國際級」便只能靠人來評判。
有關本人的學術發表，大家可以到Lingnan Scholars處查找，自行參考評價。這裡簡單提供一些資料：本人在六年間，以英語發表了七篇與文化研究及社會學相關的學術期刊（有同齊評審機制）文章、三篇收錄在學術合集的文章（即”book chapters”）、一本學術專著、兩個研究撥款項目（RGC及PICO）、獲得一個校內研究獎項，同時，有數篇中文學術期刊文章。
雖然FAP的意見如此，幸好，文學院院長堅持要求把我的所有材料（履歷、著作等等）送交給四名校外評審，聽取獨立意見下，最後，委員會的成員也同意。此四名校外評審分別是本地及國際上的知名教授，在傳播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均為傑出學者，而且，他們的研究領域，相較FAP三名成員的學術背景（翻譯、英文及歷史），也與文化研究背景更密切相關。四名校外評審只有一位是我建議的，其餘三位由系主任及文學院院長提名，並得到FAP同意，事前我也不知道他們的身份。結果，校外評審的意見雖然有不同評論及評價，也有對本人著作出批評，但全部的結論都是一致支持推薦的。
在第二次FAP會議（五月）時，文學院院長在閱讀過校外評審的意見後，自然維持了她支持推薦的意見，但三名FAP成員仍然堅持之前不予推薦的意見。有FAP成員斷言，有校外評審並不是真心推薦，只是說客氣說話，又有人質疑某些校外評審不夠「世界級」，更有成員選擇性地引用校外評審對本人著作的批評，因此而認為本人著作不夠水準。FAP得出結論後，交給ASRC，ASRC完全認同FAP的結論，最後交給校長簽署確認。
按大學程序，上訴只能以程序錯誤為理據。本人在申請上訴時指出，包括系內教授及院長在內，有八位與我學術背景高度相關的教授支持推薦我的實任，可以代表了校內、校外、本地及國際的學術界意見；但是，三位與本人學術背景相對較遠的FAP成員，則持完全相反的意見。因此，我認為，三位FAP成員對我有「系統性偏見」（systematic bias），原因及性質為何，我無法確知。但是，我認為，即使不是全盤接納校外評審的意見，也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做法，即由ASRC再邀請一名獨立學者給予意見，ASRC沒有這樣做而完全接納FAP意見，是程序失誤。然而，上訴委員會認為，FAP及ASRC已審閱我所有材料，做足程序，當中沒有錯誤，也不需再尋求校外評審意見。
對學術成就的評價，可以人言人殊，但在我的個案裡，卻明顯看出校內校外的專業領域，都對本人的學術研究發表有相當的肯定，但校內三位教授，卻完全否定這些意見的價值。而且，他們三位的權力幾乎不受任何約束，這令到校外評審、系內及院長的專業意見變得毫無意義。我不想在這裡胡亂猜測這三位教授的意圖動機，我個人也跟這三位教授沒有任何私交，但這樣的人事評審制度及設置，很容易讓完全與學術專業無關的議程及動機，混進來干擾學術自由及專業自主，在如今香港政治環境，也容易讓人聯想到各種政治因由。同時，試想一下，看了我這個個案後，後來者為了得實任，他們會覺得應該努力得到廣大學術界及公眾的認同，還是努力討好少數校內的掌權者？
很不幸，我的個案傳遞給香港學術界及公眾一個令人沮喪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