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如果「民主」之意義僅在於依循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規則，鄉土世界注定要被都市化發展壓倒，不是因為鄉土世界屬於少數，而是因為，議會政治是都市中產精英文化的產物，確保社會資源分配優先滿足城市發展需要，鄉土世界若想從中拿到資源發展，必須先學會以中產精英文化那套語言表達自己，而那種策略和語言，卻強化了都市對農村剝削的首要性 (1)。
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主任林維峯較早前在報章訪問中，引述兩位美國學者批評代議政制的謬誤，指出民主的精神在於「容許人發揮自我管治的能力」(2) 。他介紹新一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政治學者奧斯特羅姆教授對尼泊爾鄉村的研究。在尼泊爾有兩套灌溉系統並存，一套由政府接受外國援助後投資興建、由工程師負責營運，另一套由農民以傳統方法建立的灌溉系統，部分水道甚至只以碎石等極為簡陋的方法建成；數據顯示，政府投資系統所灌溉的農地，收成只及傳統灌溉系統的三分之二。研究結果打破了兩個被廣泛傳播的迷思：一，工業強國認為只要向被資助國家提供金錢援助改善基建，人民的生活就可改善；二，經濟學家認為一批只顧自己利益的人，無法好好管理公共資源(3) 。
新錄映力量成員共同製作的紀錄片《小路是舍家》（2007），正是在香港本土鄉村世界，以蚊型規模實現這種「自我管治」的民主精神。在純品大魚工作室門外發生的一次蚊型抗爭中，三位成員連同幾位鄰居村民，為了阻止一米寬的小路被擴濶成三米寬大路，與工作室業主家人、修路工人及村長爭論了一個多小時；期間，錄映力量成員之間因著對工人的不同態度彼此質疑，村民之間也因著抗爭手法的差異起衝突；最後村長接受村民們意見，向民政署撤消修路計劃，小路得以保存。整個抗爭過程完全沒有牽涉任何警察、傳媒、技術專家和政府官員介入；村長過兩天拿著鋤頭下田除草，笑咪咪與我們打招呼；修路工人一年後與鄰居起爭執時接受我調解；工作室業主對我們相當好奇，了解過我們工作後更歡迎我們住在這裡，相信我們有能力給村子帶來生氣和活力；只有那位期望我們團結（在他週圍）的國際共產主義者鄰居，指責《小路是舍家》侵犯他私隱，從此不再與我們來往。
十
美國文化歷史學家、活躍街頭反戰者Rebecca Solnit說過：「測量抗議的有效性有許多方式，譬如對公眾的衝擊、對政府的衝擊。但常常被遺忘的，是抗議對抗議者自身的衝擊──抗議者突然成為公共空間的公眾，不再是觀眾而是力量……在遊行時，彷彿個人身分的小水坑已被大水淹沒，小水坑完全被大水坑的集體慾望與憎恨所注滿，以致人不再能感受到恐懼、不再看到自我的倒影，而是隨那大水坑浮沉……取回街道……取回公共空間作公共生活和公共慶典之用，就是抗拒私人化空間和全球化經濟的一個方式。反抗──在街道中央和別人一起快樂地反抗──不再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是本身就是勝利……被視為對疏離的克服、對城市空間、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的取回。」 (4)
記憶中多年來在香港經歷過唯一一次可以用「快樂」來形容的反抗，是幾年前七一遊行，在隊伍尾段隨著一小群人在皇后大道中的馬路中央自由起舞，阻延汽車通行。儘管當時我只亂蹦亂跳，但仍然快樂無比。其餘可以稱之為「快樂」的反抗，便全部發生在梅窩的每一天之中：在工作室和家門前的小路和村口花園，在我們早或晚散步和去街市買菜的途中，在街市裡和樹頭下的檔攤旁，在士多內外，在垃圾桶之間，在經常幫襯的大牌檔，祥叔田頭，沙灘上，小溪中，鄰居、朋友、業主和自己家裡，每次相遇都是克服疏離的即興藝術行動，每次相聚，更是分享思想、食物、資訊或情緒的有機公共生活。
這些反抗之所以快樂，乃因它們都在我可以理解和掌握的範圍內，抗衡壓迫，經歷新鮮而解放的經驗。經歷越多，我越增長對自己（身體）的信心和對他人的信任，感覺自己活著，而不是變成某個偉大正義目的或議程的工具，或者被沒有結果的會議和公式化的請願挫折得沮喪無力。如果可以選擇，我猜石崗菜園村也許會有村民寧願發展他們自己的鄉土公共生活和藝術行動，以抗爭全球化經濟剝削，而不要被迫費神搞懂那些「就係唔想你明」的專業術語，不要被迫費勁參加那種「我學會每步伐要一致，不然那塊banner就會變形」(5) 的軍訓千人操式遊行。
十一
「假裝這世界是一座花園，是不關心政治（apolitical）的行為──只是眼不見為淨罷了。但試著使這世界成為花園，則經常是政治努力」。(6)現時錄映力量核心成員區凱茵和我，正是通過我們的生活革命試圖使鄉土世界成為花園──不是堆砌得工工整整、毫無雜草的「標準花園」，也不是令人只能抽離地觀賞讚嘆的「奇觀花園」，而是野草與家花並存，沒有欄桿，可以讓村民隨時走進來，零距離多層次自由體驗，釋放身心創造力的多樣花園 (7)。我們的政治，是自態主義的美學政治，女性主義的個人政治，也是後現代主義的差異政治。
重視差異，意味著不懶惰地由別人來代表自己說話，也不僭妄地代表別人發聲。三年來，我們製作的紀錄片不時被影視工業專業人士批評「太個人」。例如去年一次果園放映上，有專業電視製作人批評《革命是藝術的造飯．手作茵》（2008）「很個人」：「若你說創作人喜歡個人就個人，那我無話可說，但我永遠站在觀眾立場，觀眾看你作品的時候，會看什麼是我學到的東西，什麼是啟發我的東西，什麼是對我有影響的東西，觀眾一定會這樣想的。」 (8)
專業人士憑什麼斷言觀眾一定會怎樣想？憑他們手上壟斷的資源和「觀眾」容許他們代言的權力。社運組織者和影視專業人士只關心以自己為中心發出的單向（真理）傳播，當然認為能夠把（真理）訊息傳遞到受眾──「被動接受的觀眾」身上的作品最有價值。然而，錄像作為小眾媒體的民主性，正在於它的低成本製作方式允許以個人方式表現，它的播放方式不受電影院或電視家庭內部空間的限制，因而賦予觀眾某種程度的個人掌控權力 (9)。關注錄像媒體如何實現民主特質的學者，更以一整本書來論述，這「個人」首先包括看錄像的觀眾，同時包括生產錄像機錄影帶的血汗工廠勞工，以及從製作到放映每一個環節參與其中的被拍攝者、技術員、發行者、放映組織者等，這些人對錄像作品的感覺和想法，與錄像創作人自己對作品的感覺和想法具有同等份量 (10)。
民主，對我來說，同藝術、革命、跳舞或生命意義一樣，是在每天生活中身體力行感受的鮮活體驗，而不是由某些權威或天才設計、需要先賺錢買齊機件、再找技術人員安裝好、再向老師學會執行才能完成的程序或任務。過去三年，新錄映力量在梅窩舉辦了過百場蚊型放映，創作人和活躍成員三番四次觀看同一個作品，不是因為自戀的快感，而是因為每次放映都是一次獨特的藝術行動：同一齣紀錄片，隨著與每個不同觀眾的互動而產生不同意義，觀眾不是被動地接受「真理」，而是主動地創造意義，觀眾帶著自己創造的意義回到自己的世界，以自己的方式，針對也許只有自己才感受到的壓迫，在自己生活中發生蚊型革命，綻放歧異而多樣的光采。
十二
台灣一位研究蚊子多年的陳錦生先生告訴我們：全世界約有三千多種蚊子，其中會傳染疾病的不超過二百種。許多生物，例如水中的魚類、水生昆蟲、渦蟲、水螅，以蚊的幼蟲孑孓為主要的食物，而許多鳥類、蜻蜓、蝙蝠、蛙、壁虎等則捕食飛行中的蚊蟲。此外，還有許多植物要靠蚊蟲來協助傳粉 (11)。
在石崗菜園村無法阻擋現代都市化發展高速火車頭、梅窩菜園村和無數「蚊型農村」無法阻止巨型泥頭車入侵的時代，錄映力量選擇做蚊，與一眾快樂的蚊、生氣的蚊、有營養的蚊、沒道德的蚊、吃素的蚊、吸血的蚊、大而溫順的蚊、雌雄同體的蚊、會唱歌的蚊、默默飛的蚊……一起令人類坐立不安，痕癢難耐，蠢蠢欲動，不得不反問自己：我的熱血，除了用來餵蚊之外，還可以創造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世界？ (12)
完
2009年12月15日
後記：多謝鄰居朋友鄧健苓與我分享 Michael Adas 和 David Harvey 兩本書的讀書筆記，幫我增加了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如何影響我們時間觀念的知識。
備註：
(1) 參考William J. Lines, A Long Walk in the Australian Bush,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Ltd, 1998, p146.
(2)「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貢獻」，《明報》，2009年10月28日。
(3) 同上。
(4) Rebecca Solnit著，《浪遊之歌 : 走路的歷史》，刁筱華譯，台北麥田，2001，頁273~277。
(5) 謝冠東：《1129反高鐵大遊行．後感》，香港獨立媒體。
(6) Rebecca Solnit著，《浪遊之歌 : 走路的歷史》，刁筱華譯，台北麥田，2001，頁185。
(7) 區凱茵，《村口花園》，錄映力量網頁www.videopower.hk文章部分。
(8)《戶外放映暨生活體驗文討論記錄》，錄映力量網頁www.videopower.hk文章部分。
(9) Roy Armes著，《錄像學》（On Video），唐維敏譯，台北遠流，1994，頁170。
(10) 參考Sean Cubitt, Timeshift: on Video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1.
(11) 陳錦生，「上帝為什麼造蚊」，《道》雜誌2004.8 No.21：68-70。
(12) 參考余祖慰設計之錄映力量蚊型放映宣傳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