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其實是一個講座，播了由Ann Shin執導的《The Defector: Escape from North Korea》紀錄片，Ann Shin是加拿大一位著名的filmmaker同作家，她的父母也是韓國人，所以她能說得一口流利的韓語，不知道她是否也是一名記者。紀錄片圍繞其中兩位脫北女性淑子和容熙如何由北韓逃到中國再逃到南韓生活，Ann Shin基本上全程跟著她們逃離，只有在中國逃到泰國時，因是違法關係她沒有跟著兩位脫北女性。
雖然一些關於北韓的書籍有描述過部份脫北者如何從北韓逃到南韓生活，但原來過程比我們想像中更曲折和艱辛，脫北者先要從自己家鄉以乘火車/船/走路到圖門江附近，即北韓與中國的自然邊界，游泳到中國東北，容熙和淑子從圖門江游到中國延吉，然後找上在中國靠販賣人口為生的脫北者阿龍，阿龍表面的職業是的士司機，他先載二人到一間卡拉OK與其他脫北者會面，再在安全屋安置這群脫北者，為數約4至5人，阿龍說不能冒險一次過帶太多，要不然他被抓了，就不單是這他和這幾個脫北者的事了。
脫北者忍受著害怕被抓、不敢相信別人和想念家人的心情，中間不知度過了多少天，阿龍聯絡了一位不知是帶脫北者離開的司機，由中國延吉坐私家車到達雲南，然後偷渡到老撾，再用6小時不眠不休地爬過約3至4個山頭，才到達泰國北部(Ann Shin的攝製隊就是在清萊等待他們)，然後再到南韓申請難民資格，明明是可以直接由北到南，但脫北者為了逃避被抓的命運，必須要走這樣曲折的路線才到達南韓，因為一旦被遣返，他們和家人要面對的是比死更難受的折磨。
紀錄片還訪問了阿龍，Ann Shin說自己一開始不太相信阿龍，因為感覺他以販賣人口為生，都是為了錢，但阿龍說他某程度上是人權運動家，因為他多年來協助了45名脫北者逃到自己想到的地方。紀錄片中，阿龍本來要向這些成功脫北者收取數十萬的費用，但他說有時候會收不到，因為「你去完洗手間後，想法就會改變」，因為人總是在危急的時候才會想到要向別人求救，那時候叫他們做甚麼都行，一旦安逸起來，就不會記得危難時幫過你的人，容熙和淑子，逃到南韓生活時就設法不跟阿龍聯絡了，容熙還好，肯跟Ann Shin見面，說是經濟能力有問題，實在負擔不起逃走的費用，淑子呢？銷聲匿跡了。
紀錄片中還穿插一名在加拿大生活的脫北者他比較幸運，妻子和兩名小孩都在身邊，而且在加拿大取了難民資格，生活也不錯，但一旦加國政府不批准他的公民資格，他何去何從呢？這位先生還替一位脫北老婆婆聯絡阿龍，希望他幫忙找尋失蹤多年的女兒，她說跟女兒一起逃走，後來失聯，還在北韓生活的孫子們已經十年沒見過母親，最後，阿龍告訴這位先生，說已經在延吉到處貼單張尋人，但都沒有消息，猜想她應該是在逃走時被遣返了。
播完紀錄片後，大會安排了一位脫北者池賢娥跟我們分享，她的故事未必是聽過最震撼的，但也夠慘了。1998年開始逃離，至2002年間總共被遣返3次，期間弄至家散人亡，媽媽跟妹妹曾被賣到中國，爸爸跟弟弟至今也沒有消息，曾經懷孕3個月，但在監獄內被強制墮胎，與好朋友約定在南韓濟州島相見，朋友卻在監獄內餓死了。池女士說，對於脫北者來說，只有自由和死的分別，而且她一再強調，希望外界關注北韓的人權狀況，因為金正恩上台以來，情況完全沒有改善，北韓並非等於平壤，平壤是一個模範城市，是讓外國參觀的，一定較現代化，但北韓很多城市，在21世紀仍有餓死人的事發生。中國近年亦不斷遣返脫北者，令他們回去北韓後遭受更大的迫害，她希望中國和香港能支援脫北者，停止遣返他們。
被問到在南韓適應是否困難？池女士輕輕帶過，她說困難和歧視一定有，但再難熬也不及在北韓飢餓和監獄內的痛苦生活，整體來說她也滿意南韓政府對他們的援助，她只希望外界能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停止遣返脫北者，讓更多同鄉能逃離恐怖的國度，而她也會好好為家人和死去的好朋友努力生活下去。
荷蘭詩人Job Degenaar說過：監獄的門只能在外面打開。放眼香港周融近日設立「白色恐怖熱線」，如果香港有天被周融之流弄得變成「監獄」，那麼是否真的如中共指控，要「外國勢力干預」，才能把門打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