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5月6日星期日明報。筆者感謝讀者和朋友來信評論和指正，故下文略作修改。原文如引起誤導，筆者謹此致歉。）
近日，德國的特里爾（Trier）在爭議聲中樹立由中國藝術家製造的馬克思銅像。在北京，習近平則在掌聲中， 宣稱中共繼承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又呼籲幹部認真學習這部歷史文獻。今年是馬克思誕生200週年，也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70週年，世界各地的學術界都有紀念活動。但由國家元首來紀念馬克思，可說世上罕有，日前中國紀念馬克思的大會，反映了習近平力圖在國際上展現其獨特的社會主義。近年內地已有一些論述標榜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強世功去年在《明報》發表〈習近平思想：馬克思主義再次中國化〉，表明馬克思有助確立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強世功寫道：「習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第三次中國化的產物，主要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它包含兩個核心內容：新黨國體制的建構和核心價值觀的建構。」中國如此挪用馬克思，到底是否合理？實在值得懷疑。進一步來說，要回應官方的馬克思論述，我們可以怎樣重讀《共產黨宣言》？
首先，不少當代學者已經指出，馬克思並不支持由單一政黨（或共產黨）領導國家的體制。的而且確，《共產黨宣言》在〈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會議上發表的小冊子，而且鼓吹所有志同道合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扮演了指導革命運動的作用。但是，也正因這本小冊子成為了革命份子的綱領，容易令人把馬克思的觀點簡化成一些口號或教條，忽略了他是回應當時的歷史處景，而不是提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如此應用的法則。許多人看到《共產黨宣言》中說無產階級需要取得政治控制權，甚至「唯有靠暴力奪權才足以消滅一切現存的社會秩序」，就把馬克思視為單純提倡共產黨應暴力奪權，繼而一黨專政。順這種思路看，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從而奪取政權，由共產黨管治全中國，完全是合法和合理的事情。
然而，我們需要知道自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的多次起義和革命並非由思想家策劃，再交由其他人執行，而是首先由中下層民眾推動，導致更多人捲入其中，而下場通常是統治階級暴力鎮壓。在此背景下，馬克思拒絕站在有權力的一方，支持中下層民眾向統治階級討回平等的權利，譴責統治者暴力鎮壓人民。例如在1848年6月的法國起義中，馬克思估計有3000人被屠殺，15000人未經審訊而放逐出境。因此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中說，當前歐洲的問題不在於爭論共和抑或帝制，而在於看到「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意味著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施行無限專政」。馬克思並不是單純地同情失敗的革命，而是在失敗中看到國家體制的根本問題，當權者為了維持其統治，可以操控手上的軍隊肆無忌憚地屠殺異議者。因此，跟強世功所想的完全相反，馬克思絕對不支持任何一黨專政的體制，反而批判當前的資產階級主導的國家體制，為了自身的利益，會想辦法約束人民的自由。
不少人見蘇維埃和中共「無產階級專政」（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的方針，就以為馬克思有（一黨）專政的思想。按英國政治理論家泰瑞爾．卡弗（Terell Carver）的研究，馬克思甚少在正式出版的文獻中主張「無產階級專政」， 即使在文稿和書信裡偶然提及，不應視之為一項明確的綱領。（註一）後人之所以有此印象，源自恩格思對馬克思文稿的修訂、現實的政治宣傳和後世學者的概括說法，並非馬克思本人的理論重點。那麼，馬克思解釋無產階級奪權和建立政府的意義呢？馬克思並不像今天的政治學家那樣有一套完整的政府理論，但是他在《共產黨宣言》中主張政治行動必須轉化和提升（aufheben）無產階級自身。無產階級不是天生比其他人純潔和道德，自自然然會為所有人的權利而奮鬥，而是必須在政治行動裡逐步改變自利的觀點，不再狹隘地把自由視為一買一賣的自由，把兒童視為家庭的財產和謀利的工具，把女人視為男人的附屬品。馬克思主張「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就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每一個人對其他人的自由都有責任，如果社會上只有較富裕的人才有空間自由發展的話，這個社會仍未真正令無產階級得到解放。共產主義就是通過各種途徑實現所有人的自由，形成自由人的聯合體（Assoziation），任何形式的階級和專政最終都應該廢除。
其次，馬克思亦不主張政權提倡單一的價值觀來合理化其管治，並要求所有人民服從。這樣說好像跟上文有點矛盾，馬克思既然主張無產階級推動革命，才能改變現存的國家體制對人民的壓逼，這不是一套固定的看法嗎？這種看法跟統治者宣傳認同國家成就，不盲從西方批評中國的觀點，不也是同樣單一嗎？ 設想一個普通工人，他雖然覺得工作很辛勞，但他相信自食其力，靠自己雙手養大仔女，他們努力讀書的話，終有出頭的一天。這樣的社會不是很公平嗎？對馬克思來說，每個人的意識當然可以自由地認同某種想法，這是一般所謂言論和思想自由。但複雜的問題在於，如果我們只是把人看成獨立的意識，而看不到人總是活在特定的歷史處境和階級位置裡，這無異抽空了人的具體生活。當一個工人覺得社會很公平的時候，他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社會上總會有一群人失業？為什麼社會的低下層總是比中上層更難改善自己的生活？為何在現存的社會條件下，人會著重自己的利益多於其他人的利益？是否必然如此？對這些問題，不同的理論自然會有不同的看法。馬克思想指出不同的看法不僅是純粹意識層面的事，也會表現為社會上不同群體的衝突，實際力量的較勁，這就牽涉階級鬥爭的說法。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主張「到目前為此所有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每一次鬥爭都會深刻地改變社會，也就造成歷史的轉變。我們可看到階級鬥爭有四層意思。第一，階級鬥爭是社會上無可避免的，壓逼者和被壓逼者之間總會發生衝突。在古代，「自由人和奴隸，貴放和平民，地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傭工」等，兩個階級的利益相反，因而爆發衝突，歷史上互有勝負。第二，資本主義社會興起後，階級鬥爭傾向兩極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因為土地、機器和資本等傾向壟斷，由資產階級獨享，其他缺乏生產工具的人，就會變成無產者。在社會上我們看到資方和勞方的衝突，背後很難不牽涉掌握生產工具的權力。例如應否視土地為提升租值的工具，就牽涉房屋問題背後的價值觀和利益分歧。
第三，階級鬥爭跟政治是緊密相連的，政治不會只牽涉意見和價值觀，必然同時包含衝突。按法國政治哲學家巴理巴爾（Etienne Balibar）的解讀，「政治無非就是敵對、衝突或力量關係的發展」，「政治因而被視為兩個對立面的相互作用——敵對的展現和取消，對手的融合和分離」。這是為什麼馬克思如此關注革命的進展，寫下許多媒體文章評論政局。巴理巴爾這種政治觀令我們看到除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外，階級鬥爭還會牽涉其他對手，例如政府和中間派，他們有時會較接近資產階級，有時會較接近無產階級。例如在十九世紀立法規管工作日子的鬥爭裡，政府和關心工人的人道主義者會傾向把勞方和資方的分歧縮窄，以致兩方不會完全撕裂，亦可維持社會穩定。這個情況如同香港當年訂立最低工資法，政府居中調停，以免勞資關係完全崩解。由此來看，階級鬥爭不完全是機械定律，而是有不同的行為動者參與在內，令鬥爭引向不同的結果。因此，無產階級的鬥爭需要結盟，更大的團結才有可能增強其力量。
第四，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要求無產階級參與在階級鬥爭中，從而爭取全人類的解放。當中的關鍵不是要鏟除資產階級，而是要改變資產階級造成奴役他人的私有財產。馬克思有時說要廢除（abschaffen），有時說要轉化和提升（aufheben） 私有財產。他強調不是要取締一切財產所有制，把所有財產均分，而是要劃分促進人類自由發展的個人財產（persönliche Eigenthum）和造成奴役他人的私有財產（Privateigenthum），前者保留，後者才需要被改變。因為私有財產可以純粹為了累積而累積，取之社會，卻沒有用於社會，反而會成為奴役無產階級的工具，令他們陷於失業、飢餓和患病等不安當中。囤積單位的大業主和囤積土地的地產商，不正正是構成樓價上升的原因之一嗎？參與階級鬥爭就是要爭取把完全逃避社會責任的私有財產，重新接受社會成員共同的監察。由此來看，階級鬥爭的概念要突出表面社會和諧背後的利益衝突，資本主義充滿不穩定的因素，我們不應輕信任何一種講求共識的「主義」可以化解分歧和敵對。由此來看，馬克思的思想絕不能合理化任何一種「核心價值觀」支持政府施政，反而時刻警惕我們社會分化無可避免。
從近年的馬克思研究來看，大多數學者已不接受像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那樣，把馬克思簡化為特定的教條，化為政策落實，以為複雜的社會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如果「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有建設性的話，倡議者必須認真反思馬克思被教條化的災難。與其把馬克思視為改變世界的工程師，不如把他視為質疑權力的懷疑主義者，不相信現實永恆不變，讀者必須努力不懈地就說服別人，為何社會急需改變。
註一：Terell Carver, Marx (Critical Thinkers), New York: Polity, 2018, 109-112.
註二：Etienne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London : Verso , 2017, 159-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