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lain Badiou 法國哲學家
原文見於：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1/02/18/tunisie-egypte-quand-un-v...
譯者：Sabrina Yeung
沒有政府的協助下解決問題
緊接著一個「事件」(注：「事件」這個詞語，在本文及作者其他作品裡都有特別涵意。如前文所指，其大意是能打開新的可能性的事，而不是一件已成事實的事)， 甚麼叫做「人民」，「人民」就是那些知道如何解決「事件」(注：新的可能性)帶來的問題的人；「人民」也是指佔據廣埸：食物、卧具、守衛、示威標語、祈禱、防御性戰鬥等令這個廣場成為一個地方，所有事於其中發生的這個地方，成為一個象徵的地方，不惜一切代價要被人民守衛住的這個地方。對這來自各個地方的數千人，那些問題看似難以解決，更何況，在這個廣場上，國家已失效。不要政府的協助而去解決這些不能解決的問題，這就是一件事件的命運。這致使突然間，在某個不確定的時刻，人民呈現，亦即是人民決定集合起來。
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就沒有共產黨。我們提及的群眾起義，明顯地沒有黨派，沒有主導機構，沒有知名的帶頭人。這將永遠有時間去估量，這種沒有任何主導者霸權的特點是一種有力的優點，還是一種弱點。無論如何，就這次群眾起義以一種純粹的方式所做的事，無容置疑是自巴黎公社後最純粹的，所有痕跡都說明它應被稱為一個共產主義運動。這裡所說的共產主義是指：共同創造集體的命運。這個「共同」有兩個特徵：首先，它是一般性的，在一個地方代表人類全體。在這個地方，人民由不同背景的人組成，所有言論都會被聽見，各種提議都會被仔細審查，所有問題都會如實地處理。接著，它會克服那些國家認為，只有國家才可以處理，而實際上國家永遠無法超越的重大矛盾。這些重大矛盾包括：知識份子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男人和女人之間，窮人和富人之間，穆斯林和利普特語文化之間，外省和首都居民之間 ‧‧‧
涉及這些矛盾時，每一刻都會出現千千萬萬個新的可能性，當中「國家」，整個「國家」完全失效。(注：作者原文' Etat'(「國家」)是大寫，故譯者用開刪引號表明它是一個特別用語。這個「國家」表達的不是指中國、埃及、法國等專有名詞意義下的國家，而是指一個由組織、規則、憲法等構成的「國家的效力」。所以作者說國家失效，是指在廣場上，示威人民在沒有任何政府組織、規則、憲法的情況下，自發組成一個沒有「國家效力」，卻運作良好的團體，所以說國家的失效。) 我們看到一些來自別省的年輕女醫生，照顧那些睡在群眾內圍、怕生的受傷年輕男生，但她們感到從沒有的安心、平靜，因為她們知道沒有人會肆意觸摸她們的髮端。我們也看到，一個工程師團體向來自郊區的年輕人請教，如何能使他們供應的電力令示威群眾繼續堅守廣場，保護這次抗爭運動。我們更看見一排基督徒為保護伊斯蘭信徒祈禱跪拜而夜間巡邏、站立。我們看見一群商人向失業者和窮人提供糧食。我們看到每一個人都會和旁邊不認識的人說話。我們看到千個標語牌，當中反映出每一個人混和一起，沒有中斷地創造屬於所有人的大歷史。這些處境的綜合，這些創造的綜合，建構了共產主義運動。這顯示出兩個世紀以前，一個獨特的政治問題：如何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斷產生新的創造。而唯一一個反動聲明仍然是：這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害，我們要相信「國家」。但是，幸而有突尼西亞和埃及人民，向我們呼喚一個真正的、唯一的政治任務：面對國家，卻是要忠於運動的共產主義。
我們不希望有戰爭，但我們不害怕戰爭。我們過去到處說大型的和平示威，又把這種和平連結到群眾運動所重視的民主選舉。然而，看到若干人死亡，而每一天都有新的死亡。在這情況下，死者是烈士，是積極的殉難者，也是他們這埸運動的保護者。應該付出激烈戰鬥的代價，去保護那些政治地點和起義標誌，從而抵抗政權自衛隊和警察的威嚇。在那裡，除了最貧窮的人口中的年輕人，誰會犧牲自己？至於「中產階級」，出乎我們意料的Michèle Alliot-Marie(注：法國外交大臣，在突尼西亞群眾起義期間，獲當地政府邀請去旅遊。)說：「民主成果當前依賴於中產，亦只有中產。」他們記得在關鍵時刻，人民的持久起義是由分散的群眾毫無保留的投身才能得以保證。防衛性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些困難的條件下，她（注：指中產階層）繼續休息，在突尼西亞，自來其他省份的、可憐的活動人士被遣返。
我們可以認真地想像，這些無數創舉和殘酷犧牲不是為了一個根本的目的，而只是為了帶導人民在蘇萊曼 ( Souleiman) 和巴拉迪( El Baradei) 之間選擇其中一個嗎？就如我們可悲地順從於 薩科齊(MM. Sarkozy)和期特勞思卡恩( Strauss-Kahn)之間嗎？難道這就是如此一個輝煌時代的特別教訓嗎？
不，一千個不！突尼西亞和埃及人民對我們說：起義，建立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公共場所，用所有方法保護它，於當中創造行動的下一步和再下一步，這就是實正的人民政治的解放。我現時不能全然肯定阿拉伯國家是否反對人民政治，與實質上她們舉行選舉與否，是否不合法等。無論將來如何變化，突尼西亞和埃及的起義都有普遍意義。它們指示了具有普世價值的新的可能性。